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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北京雅安商厦的保安打伤一名年逾六旬的女港胞，弄出很大的社会反响。随即，商厦受到了处罚。
事情一披露，舆论当然一边倒，齐刷刷声援那个女港胞。女港胞是无辜的，的确值得同情。商家打人是错的，受谴责理所应当，对其处罚也确有必要。但商厦在认错与受罚后也向媒体诉说自己的委屈：“因为本商厦不接待中国顾客……”
事情到此远未了，有人想到了旧上海外滩公园大门口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牌，两相一对照，该商厦“不接待中国顾客”的做法岂不成了对13亿国人的集体污辱？在司法界，已有一批法学专家和律师站出来声援挨打的女港胞。围绕着“不接待中国顾客”属企业契约自由还是企业违法行为的讨论，法学界的意见几乎一边倒，认定雅安商厦“不接待中国顾客”的店规是一个违法的规定（9月19日《北京青年报》）。
打人的问题与人格污辱和消费者基本权利等问题扯到了一起，那个女港胞受到的委屈就被搁到一边去了，而歧视问题则上升为该商厦的主要“罪错”。
只要念过小学的中国人都知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故事。该商厦是中国人开的，又开设于中国，事先一定知道“不接待中国顾客”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由是观之，商厦之所以敢冒如此风险，会不会还另有难言之隐？
照该商厦自个的说法，“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出此下策是防止国人‘盗版’服装式样。”假如此说成立，那么又引出了两个问题：一，在道德风险与企业防“盗版”的两难选择中，商厦优先考虑后者；二，歧视问题又派生出诚信问题。
究竟是歧视问题还是诚信问题，抑或说哪个是主要问题呢？思考中，我突然想起自个经历过的两件事：浙江有个山区县叫云和县，木制玩具是全县经济第一支柱，听县里的头头介绍，“全世界玩具市场内的中低档木制玩具，十不离八九都是咱云和县生产的。”有了这个印象，有一年，我到云和县采访，自然要上玩具批发市场看一看。没想我纳闷于我的发现，市场内每家铺面陈列的玩具要么蓬头垢面，要不就是过时落伍，如此这般，居然敢称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80%以上？同去的当地官员为我解疑释惑，“新潮的都陈列在摊主家里哩！”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严防玩具式样被人“克隆”啊！同去的官员还补充一句，“这里的摊主一般不和国内客商做生意。”
说到国内商家不做国内生意，中国轻纺城部分专做时新面料的摊主也如此。因为如今面料花形图案设计用上了“全电脑”，新面料开发者花费不小，只要一上柜，第二天“克隆”产品便批量上市，只因“克隆”者无须分摊开发成本，价格要比原创者卖得便宜。
从上述两件留在记忆中的旧事再联想到雅安商厦的做法，我尽管极力反对打人动粗，但也对雅安商厦有了些许“同情”。
我知道为防“奸商”，将13亿国人当“家贼”防不是个事儿。但人们又不能不正视，“雅安商厦事件”所反映出的问题，恐怕不仅仅只是个歧视问题？
我知道对雅安商厦的处罚并不能改变当今的商业生态环境。对“雅安商厦事件”的反思只停留于少数人的“学术讨论”层面，多数人的兴趣只局限于对一宗社会新闻的了解而已……
但我仍觉得有必要把就此所作的思考写成文字———因为我们（也包括部分读者）困惑、也不敢想象，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当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都丧失殆尽时，经济发展的意义又体现于哪里？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