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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两会”上，“新北京”成为热门话题。关于“新北京”最近鼓点不断。温家宝总理1月1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其中最为外界关注的是新北京不再提“经济中心”。
传播出去就成了“北京不要做经济中心了”。去年10月，海内外围绕“首都要搬迁”闹了一阵。当时是82岁的两院院士吴良镛在国家图书馆讲座上挪开座椅站着讲了两个多小时“旧城行政办公应适当迁出，集中建设，并为旧城‘减负’。中央国家机关及北京市机关可起带头作用。”年初时，也是基于吴良镛的设想，媒体炒了一阵子京津合并成“大北京”。当然，都未超出“媒体策划”范畴。
“新奥运”日近，“新北京”落实何处不容稍缓。但新北京的“雷声大雨点小”，原因很简单。近年，专业人士没人否认北京在调整城市结构和改变行政中心上的时间、空间压力，但都明白问题的中心是中央行政区搬迁不现实。中央甚至可能还不知道行政区搬迁建议，建议就被规划者主动放弃了。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典型的区域行政困局。类似北京的问题，省会城市多少都有。深圳、青岛、宁波能解决的问题，济南、广州、杭州不一定解决得了：市委市政府自然管不了省委省政府机关大院的坐落。深而思之，很大程度上这是改革开放近30年间，计划单列市纷纷将省会城市甩到后面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区域行政体制困局是地区壁垒。尽管北京总体规划回避“经济中心”词组，当局照样念兹在兹。北京负责这一总体规划的同志已明确表示：“对首都来说最重要的特色是政治和文化，经济是必然的，也是作为城市的一般性的特质，北京要是经济中心，上海、广州也是，没有必要过多地去表达经济中心的位置。”哈哈，纸面上不提，恰恰因为“经济中心”理所当然！在这方面北京倒是魄力十足：一两年就利用独特优势，强力打造出“北京现代”、“北京奔驰”概念。天津汽车主导北京出租车市场局面一去不复返，下一步将以上海、广州车为对象“收复失地”。
不久前，中央媒体捅破了一层纸：北京、上海的自身定位有可能成为长三角、环勃海经济圈之“障”：在现有体制下，这两个特大城市不会当真参与区域分工，反而要争夺周边资本、资源等一切要素。上海就是不愿意用宁波港；京津与周边河北城市更是“蝇利必较、寸土必争”。
当然，北京不再提“经济中心”总比大张旗鼓“呐喊”好。王岐山亲自牵头负责研究全国政协委员的北京迁移行政中心提案也是积极信号。上世纪70年代后，东京拒绝在高速增长之际及时改变城市发展模式，从而丧失机遇，地价飞升，成为日本产业“空洞化”和地产泡沫化的祸首。中日发展阶段各异，国情民风大不相同。但他山之石，或可攻玉。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