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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迷宫般的地下车库盘旋多时，我终于坐在UT斯达康位于东方广场十层的办公间时，已迟到近二十分钟，只得全副武装迎接批评。他迅速推门进来，一脸平和的笑半隐在浓密的大胡子后面，惜时如金的他对于我的迟到只字未提。甫一落座便即进入工作状态，访谈进行得极为顺利，他思维敏捷，条理清晰，遣词造句考究而鲜活，在感性与理性间跳脱来去挥洒自如。
顺应天时——
只有健全的处世哲学才能给哪怕是纷乱而悲伤的生活以一种由悟性而来的庄重的宁静。
2000年3月3日，首家由中国海外学子创办的通讯公司——UT斯达康在美国上市。当吴鹰的合作伙伴陆弘亮按下纳斯达克高科技股板块新股上市交易的按钮时，久经沧海的他仍不免情绪激动，毕竟在美国上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没有人能预料股票上市后的前景。
交易所五层大楼外的宽幅显示屏上，UT斯达康的股价已飙升到每股73美元，公司市值达到70亿美元时，举世震惊，中国又出了个世界级巨富！而吴鹰完成这一极地跨越只用了短短五年时间。
2000年5月底，信息产业部命令小灵通项目暂停候审，6月1日，公司股价成为当天纳斯达克市场跌幅最大的股票，跌幅高达45.92%，市值蒸发近200亿人民币。从峰顶跌落谷底，这股大起大落的狂潮会席卷很多人的信心与果决，当时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我太太那时在美国，她知道消息后马上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样？我就跟她说我一切都好。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也一样于事无补啊，我何必再把自己搭进去呢。”吴鹰安之若素。2001年5月，纳斯达克经历寒冬，亚信、中华网、新浪、网易、搜狐五支股票的市值加在一起，还不及UT斯达康一家公司多。
上个财年，市场传言网通将获3G牌照，自年初一路上扬的UT斯达康股价小幅下挫，但仍实现了100%的增长，销售额达到19.8亿美元，足以跻身世界十大电信设备制造商的行列。而其25.77%的股东回报率，更是令全行业称羡。
五年前，国内的竞争对手认为它撑不过一年；三年前，认为它不足以构成威胁；现在，则把它当作电信业内各个领域的最重要的对手。“UT斯达康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它聚焦在世界成长最快的电信市场，卖最畅销的通信网关设备......”《商业周刊》如是评价。
“一个人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吴鹰无疑是幸运的，UT斯达康自1995年成立以来，其加速度地持续增长吸引了无数业界权威人士的眼球，1999年被美国《Inc.》杂志评为全美成长最快的公司之一；2002年11月，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2002年度全球IT企业100强；2003年9月，被美国《福布斯》评为全球高速成长企业第一名。吴鹰本人则在1998年美国《商业周刊》亚洲版评选出50位领导和影响亚洲政治、经济的风云人物中跟中国总理朱钅容 基、韩国总统金大中等人同时上榜。他驾驶着UT斯达康这辆高速行驶的时代列车纵横驰骋，一时间星光闪耀、万人追捧。
当很多人当了明太祖就忘了自己也是流民出身时，俨然已登华山之巅的吴鹰绝不回避过往种种，甚至对于外界谣传他的父母都是贫农时也浑不在意。贫穷并不可怕，富有而无知却是极其可悲的。他的秉性中深深烙上了时代的印痕，无论他是穿着西服还是工装裤，无论他是站在自由女神像下还是坐在牛棚里。他永远是他自己。
1959年出生的吴鹰是红旗下的蛋，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在物资紧缺的年代他们的生活在当时可谓安闲舒适，10岁那年由于双亲的高知背景使得他也随着他们下放到河南的偏远山区，个中艰苦他至今记忆犹新。他天性敏锐好动，颠沛流离的生活更锻造了他随遇而安适应性极强的性格。“那时在农村住的都是那种茅草房，我们住在一座年久失修的破庙里，外面下大雨里面下中雨，不过小孩儿也不觉得怎样，玩累了找个旮旯蜷着就睡了。所以生活上有多苦倒没什么，但看着父亲被批斗的时候，那就产生一种强烈的恨的感觉，捏紧拳头告诉自己要坚持，坚持什么当时也不明确，但每天走十几里路去上学是坚持下来了。”就这样，过着孩子的生活浸淫在成人的世界中度过童年时光，直到返城。但返城前他也没忘记报仇雪恨。“我们那时就算黑五类，有些大孩子就老欺负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小孩，有一个比我个儿大的男孩老欺负我。有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把他打趴下了，骑在他身上猛擂拳头，一边哭一边骂，周围的人都看着，居然还都很同情我，那时就挺有成就感。”说起当年的得意事，他至今仍有些念兹在兹，“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女同学的名字，她当时就阻止过别人欺负我”。他有着超常的记忆力，说起记忆中的种种恩怨，每一个名字都历历在目。此时的他，登高望远风景无限，当年的怨怼谈笑间烟消云散。
在人们内心深处，对于遥远的美国，总有一种模糊的向往。在这向往的背后，就是对于自由的原始冲动。尽管当下自由的精神已经很少进入沉寂的书斋叩问我们的心灵，但早年求知若渴的知识精英们则深谙放弃是为了更好的获得之道。1982年他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通信专业，留校任助教。他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台16位单板计算机，在采集大量信息的同时他发现与美国的技术还有很大差距，对职业的敬重与热爱使得他当时便很想给自己充电。1985年他主动砸破了铁饭碗，考入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当他怀揣30美元拎着行李准备走出旧金山机场时，一个美国女孩拦住了他：先生，请您献上一份爱心，救救非洲儿童吧。她向他展示了一张照片，吴鹰被打动了，他很爽快地掏出几十美分要投入女孩怀中的募捐箱。但他的热情和友善遭到了拒绝，对不起，先生，我们募捐的最低标准是2美元。她颇为不屑地转身离去，原来你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啊。尾音飘来，吴鹰被深深地刺痛了，刚一踏上自由之邦，贫穷使得他的尊严也受到了打击，他追上女孩，拿出2美元投入募捐箱。沉静地说，我只想告诉你，不错，我是中国人，但中国人更有爱心。
当所有的华人走出国门，他们就只有一个名字，中国人。这个中国人不仅乐善好施而且吃苦耐劳。初到美国的半年，他就靠在餐馆、货场打工以维持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他曾和一些越南难民、国内偷渡客一起做过搬运工，每天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一次大家都休息了，老板却让他进仓库把粘在老鼠胶上的死耗子抠下来。原来，为了防止耗子在仓库肆意破坏，管理员放了许多老鼠胶散落各处，死耗子若不及时清理就会产生异味。吴鹰很郁闷，别人能在干活时休息，自己不能，这本身就让人有点心理不平衡，何况这个活实在令人作呕。当捏着软绵绵臭哄哄的死耗子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在国内是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千辛万苦跑到美国，难道就是为了干这个？”好在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坚持，这只是暂时的糊口手段，只要加倍努力早日学成，一定能做更有意义的工作。
繁重的数字信号处理方向的学业及疲惫的打工生涯使他补上了人生重要的生存之课，也为今后在市场拼搏奠定了基础，即无论处于多么艰苦的环境下，他都不会放弃任何机会。学校开学前有人告诉他有位教授想聘请一名助教。他欣然前往，那里已经挤满了人。经过几轮筛选取得报考资格的仍超过30个。据闻主考教授曾在朝鲜战场上当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人没戏，其余几名中国人决定退出。做好充分准备的吴鹰不甘就此罢休，他泰然自若地坐在主考官面前，有理有据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教授频频点头，ＯＫ，Ｙing，就是你了。吴鹰自己也大感意外，你知道我为什么录取你吗？吴鹰摇了摇头。其实你在这些应试者中并不是最好的，但我很欣赏你的勇气，这就是我录取你的原因。这次险中取胜的经历令他信心大增。
贝尔实验室对人类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这里曾产生过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任何一个向往科学追寻真理的有志青年对此地都是满怀憧憬的，华为的任正非先生是个不轻易表露心迹的人，但他对于这方科技圣土的景仰跃然纸上：“我年轻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心超越爱情。在科学的入口处，真正是地狱的入口处，进去了的人才真正体会得到，基础研究的痛苦是成功了没人理解，甚至被曲解、被误解，像饿死的梵高一样。当我看到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的实验室密如蛛网，混乱不堪，不由得对这些勇士肃然起敬。”这段激扬的文字不禁令人对贝尔实验室充满敬意，高处不胜寒的孤寂只有身在高处的人才懂。1986年底，吴鹰被贝尔实验室聘用。
任何人都要面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哪怕芝麻开门后他已然坐拥宝藏。吴鹰如果仅仅致力于技术研发，那么他的痛苦也就不会抵达灵魂深处。1987年4月，一个中国大陆的电讯代表团来到贝尔实验室参观、考察，吴鹰负责接待工作。在双方交流的过程中，有一个中方代表团成员突然提出一个非常专业的技术问题，和吴鹰一起担负接待任务的美方人员避重就轻含混其辞地草草解答，并故意将话题岔开。吴鹰坐不住了，高度的敬业精神和爱国激情促使他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个问题回答清楚，而且他确信自己不会损害贝尔实验室的利益。他清了清喉咙正要发言，他的上司突然站起来，走到他的身边，Ｙing，你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你可以出去工作了。在冲出房门的一刹那，豁达乐观的他也抑制不住屈辱的泪水滚滚而下。想必自立门户的种子便是那时在他心中生根发芽的。
“当初在贝尔实验室确实很多人都想进去，人们对它的形容就是next to the God，意味着它的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等都特别好，但呆久了也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机构庞杂人浮于事，有些人就混水摸鱼效率低下，所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其实在哪里都会有它的好处和坏处，好处就是我学到了当时觉得非常科学的管理方法。我那时做两个项目，多媒体通讯和PCS个人通讯服务，当时就特想把PCS搬到中国来做，也就是现在的小灵通项目。”
有人将上世纪80年代的“出国热”形容为“胜利大逃亡”，然而，当你真的实现了出国梦后， 一种“围城”效应也随之而来。由于文化背景及生活习性的不同，留学生很难融入当地的本土文化，走出国门就必然会想家。尤其是衣食无忧后，通常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知名的外国公司里努力干，但发展空间可谓有限。二是抛弃相对稳定、安逸的生活自己创业，但风险很大，前景难以预测。
一天，他的美国经理、多媒体创始人问他，将来想干什么？吴鹰脱口而出，想创办一个万人的高科技通信公司。多年之后回想起这次谶言般的对答，他自己都觉得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意，而那时的志存高远终于在今天尘埃落定。1991年的一天，当时同在贝尔实验室的薛村禾先生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一生。对方问他，有没有兴趣办公司？有。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这个想法已经在心中酝酿太久，Starcom(斯达康)就此成立。
在他宽敞而现代的办公间里，他仍是那一脸平和的笑，“今天很多人都羡慕我和UT斯达康的创办者抓住了先机，我就跟他们开玩笑，不要光看狗吃肉，还要看狗挨打。”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耐心。回顾短短20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当时争议颇多的领先公司，事后看其实都在创造历史，因为没有前人引路，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1992年，斯达康将业务重心转向北京，当时中国的电话普及率（按人统计）只有1.7%。美国是76%。吴鹰算了笔账——中国发展到50%的普及率，就是一个6亿人的市场，是美国的4倍，“这样大的市场，我学的东西可以得到发挥，我又知道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于是，听到邓小平对留学生说“要想有发展，还是回国好”时便激情澎湃地回来了。他依靠做电信设备的贸易获取第一桶金，随即转做智能网软件设计。1995年初，斯达康的利润已过百万美金，但这显然不能满足被软银的孙正义先生评价为“Good businessman”的吴鹰的胃口。他在把握机遇，同时也在创造机遇。Unitech经人牵线搭桥走进斯达康的视线。由于两家公司所在领域不同，互补性强，吴鹰对于合并一事很感兴趣，他赴美找到对方的董事长陆弘亮，几番畅谈后就此风雨同舟，而陆被孙正义称为自己的“Blood Brother”——可以托付生命者。
“我们当时谈了不少大的话题，比如为什么要做公司，做大后要怎样，对员工要怎样......每每取得高度一致，唯一较难处理的就是股权问题。”Unitech已经有了工厂和风险投资，规模比斯达康大不少；但斯达康的盈利能力更强，业务关系偏重省一级的电信运营商。若置换成股权整合过程将十分繁杂。吴鹰是个不吝于细节的人，而陆也并不精于算计，1995年10月，双方最终以各占50%的股权比例完成整合。“双方的结合堪称天作之合，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最大信心，是对自己能力的认可，若只考虑控制权，双方合作的基础就会在拖延中逐渐丧失。回过头来看，没有这一至关重要的合并，两家公司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十分之一。”吴鹰平和地说。
我国民营企业基本上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因为作为稀缺资源的资金在配置过程中受所有制的限制难以提供给技术型民营企业。一个营养失衡的高科技企业是很难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发展壮大的，尽管这些从贝尔实验室走出来的热血青年自我调侃他们是“从高科技走向低科技”。合并不久，UT斯达康高管一行前往日本募集资金，由熟悉中国市场的吴鹰代表公司进行演讲，出于对新团队的认同，孙正义只听了30分钟便答应投资3000万美金，获得公司30%股权。UT斯达康五位元老兴高采烈地出来后找了个小餐馆庆祝，席间不禁感慨，以后咱再也不用坐经济舱了。这个小小的愿望至今没有实现，UT斯达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无论职位高低出差一律坐经济舱，谁想升舱便自掏腰包。但陆弘亮当年做Unitech时渴望做到5亿美金的销售额的梦想实现了；而吴鹰想打造一个有上万员工的世界级电信设备公司的愿望也将达到，在2003年，该公司全球员工已经由年初的3000多人膨胀至6000人。
而UT斯达康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吴鹰大师级的慧眼独具：当移动G网与联通C网打得如火如荼，各终端商也纷纷拿出自己的产品参与这个多国大战时，UT斯达康独独发现了中国电信分离出移动电话业务后急于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的巨大商机，适时提供了无线市话(俗称“小灵通”)技术给中国电信，遂得以独步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