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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大豆企业还在为2004年的那场大豆危机疗伤的时候，被怀疑是危机制造者的美国人来了。“大豆价格被操纵了吗”、“美国农业部公布的信息是否真实？”诸如此类不甚友好的质疑，被美国人顺水推舟，给中国人上了一堂鲜活的国际贸易游戏规则“解剖课”。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杨眉/北京报道
美国人给我们上了“贸易课”
新年伊始，中国就迎来了第一个国宾级的商务客人—美国商务部部长埃文斯。但与埃文斯同期到达中国的另一批美国客人—美国大豆贸易代表团，尽管行程低调，但因外界猜测是为大豆危机公关而来，因此吸引了中国财经媒体更多地关注和热情。
《中国经济周刊》全程跟踪采访了美国大豆代表团的媒体公关活动。出乎意料的是，原本一场处于被动地位的危机公关，被美国人顺水推舟，变成了一堂鲜活的国际游戏规则“解剖课”。对于目前正豪情满怀、甚至理直气壮要“争夺”国际定价权的中国人而言，课后感觉两个字—汗颜。
美国大豆贸易代表团在中国的两场媒体见面会，从公关效果看，称得上是大获全胜。因为它揭开了长期萦绕在国人心中的一团迷雾—中国缘何成了国际大豆市场上的“冤大头”；同时一定程度上还消除了国人一直迁怒于美国“操纵市场”的怨恨。
至此，中国人似乎终于明白了，作为全球大豆需求第一大国，中国之所以不能参与或分享国际定价权，根源在于没有“打好”自己手中的“需求牌”、“数据牌”；如果我们还继续以“南美种大豆、美国卖大豆、中国买大豆”的不平衡心态，一味指责美国为何成为大豆贸易唯一赢家，那么，这种狭隘的民族化情绪可能将正处于WTO后过渡期的中国引入歧途。
姗姗来迟的大豆危机公关
2005年1月12日，北京长城饭店。美国大豆协会、美国大豆基金会与中国数家主流媒体的见面会，在此举行。
而此时，占据中国媒体头条的外交活动是，美国商务部部长埃文斯的访华。埃文斯的这次到访，“卖点”颇多：这是他任期内的第四次、也是卸任前的最后一次访华活动；此行的公开名义是中美贸易问题，但涉及的基本是保护美国利益的贸易话题，如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纺织品取消配额后的设限与反设限、无线局域网安全标准等。因此，很多中国学者将埃文斯此行，形容为是对中国知识产权等问题的“兴师问罪”。
与埃文斯部长同期到达的美国大豆访华团，由美国大豆协会、美国大豆基金会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组成，成员包括了各机构的会长和CEO等关键人物。他们此次中国之行的公开名义是，与中方一起召开“中美大豆贸易研讨会”。
但他们到达中国后，在研讨会之前，首先约见了新华社、《中国经济周刊》等数家媒体，连续举行了两场媒体见面会。
“美国大豆代表团此次中国之行，不论是召开研讨会，还是媒体见面会，都属于美国大豆行业民间机构的非政府公关活动，”国内某期货界人士分析说，“因为近两年的中美大豆贸易存在诸多摩擦，更有2004年的中国大豆危机。在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大豆加工企业和中国媒体人看来，中国不仅是中美大豆贸易中的受害者，而且是美方‘人为因素’导致的受害者。”
该人士的判断被随后的两场媒体见面会所证实。面对代表美国大豆行业利益的代表团，自2003年以来一直困扰中国人的、甚至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解不开的“大豆情结”，终于有了宣泄的机会。面对“中国为何以最高价购买美国大豆”、“中国是全球最大大豆消费国，为何没有定价权”、“美国农业部公布的市场供需数据为何不准”、“数据有无人为操纵因素”等诸多质疑，原本一场普通的媒体见面会，变成了一场解释和答疑专场会。
对于2004年曾经发生的中国大豆危机来说，美方的这次来访无疑算得上是姗姗来迟。尽管中方表示“大豆危机已经过去”，但损失惨重的中国大豆加工企业目前仍处“疗伤”阶段。
大豆贸易—中方“委屈”、美方“冤屈”
“中美双方之所以召开这次研讨会，背景就是2004年发生的大豆危机，”受邀出席媒体见面会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下称中国土畜商会）会长曹绪岷介绍说，“在大豆国际贸易中，尽管中国在近9年的时间里，已跃居为世界最大进口国，同时也是美国第一大买主，但在国际贸易这个大舞台上，中国依然是个年轻的参与者，对整个国际贸易的规则、特别是对如何利用游戏规则保护自己还不熟悉。”
在随后的研讨会开幕致辞中，曹绪岷会长再次表示：为维护中美大豆贸易双方的权益，使贸易在更加公平、健康的轨道上顺利发展，中美双方要不断加强交流，开展包括行业信息共享、纠纷处理、贸易规则培训、考察等方面的合作。
回忆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2004年上半年的中美大豆贸易，围绕CBOT的大豆期货行情和中国大豆加工业的相关报道中，“国际基金高位狩猎中国”、“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多花费数亿元人民币”、“美国农业部和大豆协会提供虚假数据”等说法，一直流传于业内。
而与这些传言并存的事实是，CBOT的大豆期货价格以及以它为定价参考值的大豆国际贸易市场的现货价格，涨跌变化出现了令人不解的某些“规律性”。如美国大豆收获季节到来之前，市场上就会有“利多”消息，从而CBOT大豆价格上升；中国大豆采购团的每一次购买，CBOT价格也涨；而美国大豆销售季节之后，市场上又会出现“利空”消息，价格走低。而国际大豆市场上，各方最依赖的“参考消息”是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包括大豆产区、产量和各方需求等数据。
在此背景下，中国从美国的大豆进口几乎一致维持“高价采购”的特点。直至2004年上半年，大豆行情突变，中国大豆加工业纷纷减产或停产，但仍未能避免全行业亏损的命运，最终发生“中国大豆危机”。
面对中国大豆买家的“不幸遭遇”，国内期货界、大豆行业以及媒体认为，是国际投机基金在CBOT上狂炒“中国因素”之所为，而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失真数据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对上述观点，也有不少人认为美国人“冤枉”。因为，美国农业部数据的权威性是全球公认的，而真实是权威的首要因素。显然美农业部不可能拿其权威性作代价，换取眼前利益。
对于中美大豆贸易摩擦，两国政府领导人也多次谈及。如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曾说过，中美贸易对于中国而言，决不仅限于“坐着飞机吃大豆”；美国总统布什两次访华中，也都提及大豆贸易。
但贸易问题尽管涉及国家间的经济外交，但归根结底更是个市场问题。摩擦、危机、质疑以及公平与否，市场上的利益相关者更有发言权。
终于，2005年新年伊始，美方派出了由代表美国大豆利益的相关机构及其总裁、会长等重量级的人物组成的代表团，前来中国“拜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