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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仅仅是许知远作品读者中的一员，包括他出版的专著、随笔和访谈。尽管我对他文字中所提及的若干伟大名字并无多少了解，尽管我真诚地迫切追求上进地涉猎过那些文字背后的知识库，但就今天而言，相对于许知远作品的深邃，我仍徘徊在门外。
但有一种冲动，想要附和他什么，或者是争辩。更恰当地说，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知远2004年作品出版的速度骤然加快。3月份出版文集《昨天与明天》，5月份出版专著《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两本书的自序都弥漫着作者日渐焦灼的情绪。这种焦灼具有病毒式的传染性，我也是疑似病例之一。
我理解，消化历史、消化知识，与前人对话、分享他人的思想，是如此痛苦的事情。知远的焦灼，在孤芳自赏的情绪中、在否定孤芳自赏的情绪中，如此狂乱而又切肤，这样的痛苦应当被尊重。因为，值得庆幸的是，至少有一个人在鼓动着一代人的情绪。而且，我们尽可以宽容些，不论这些文字的功利性，以及它的正确与否。
知远在《自序：我能否理解自己》一文中首次渲染了这种写作情绪，“我对未来依旧迷惘，并模糊地意识到体内充斥着种种令人骄傲，更常常导致痛苦的因素，相互纠缠且通往截然不同的方向”。
“多年以来，我始终未能培养出清晰的推理与写作能力。每当坐在电脑前，一大堆彼此矛盾的思想与人物就争先恐后地涌到我的头脑中，他们相互战斗，迫不及待地宣称自己地领地，然后匆忙地达成和平协议”，知远在《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一书的自序中，重复着自己的焦灼。
感谢这个时代，它的多元和包容，毕竟可以让我们贪婪地阅读。阅读知远的文字，就好像在分享他的阅读。吃麦当劳、穿牛仔裤、看好莱坞大片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人，不应该简单被归结为“读图的一代”。他们可以离不开电视、离不开明星，但同样离不开文本。在少数人的焦虑中，阅读文本、思考世界、思考自身与世界的互动，正在渐进式地成为70年代生人的时尚。这种时尚得益于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全球化、得益于新技术革命，但最终得益于这一代人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感。
这一代人需要与众不同。不仅仅是因为时代使命感，我们还需要在冲突中寻找秩序，在一种势力仍在喘息之时，找到持盈保泰的文化根源，面临人本、全面发展的同时，如何在和谐、对话中共同发展的难题。但如果稍微清醒一点，许知远提出的命题，未必更多的人在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与众不同、我们怎样与众不同，什么令我们与众不同？
知远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意识”。我不想简单地把它类比成“美国精神”。今天，全球化、市场经济和技术革命仅仅是在“推动”中国进步，我们还来不及建构一套完整的思维体系和文化框架，支撑未来更主动、更长远的文明繁荣。朦胧中，它注定是一种“新文化”，它先天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向心力，并可以模块化、商业化地输出到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个人理解，许知远“中国意识”命题的提出，至少在催生“新文化”方面，架构了一个战略高度。
对个人，“中国意识”提醒我们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自信的人，做一个社会改良的参与者；对企业，“中国意识”帮助我们理解企业为什么要赢利，要负责任，而且为什么必须坚持这样做；对国家，“中国意识”仍可小心翼翼地作出一些建言：也许我们需要提前为不可避免的强大作些准备，而国家强大意味着什么？怎样才能持续强大？
“中国意识”还仅仅是一个命题，它给不出答案。50年之后，中国再回望，也许不会遗憾本世纪初为什么不给出答案；我深信，那时的人们只会庆幸，庆幸2004年的年轻人就已经作出了思考，虽然幼稚但毫不讳饰。
感谢这个时代，它让知远的焦灼可以传染到我，而我仅仅是它千万读者中的一个。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