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股份还是厉暴富　争议风暴中心的厉以宁

　　大年初三，北京依然寒风凛冽。

　　位于北京大学校园西角的图书馆内，没有回家过年的吕锦正在仔细阅读一本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的书。“书是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厉以宁新闻)教授和他的三个弟子合写的，书很有意思，观点很鲜明，所以趁着空闲翻翻。

”吕锦说，这是她送给自己的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我是北大人，近来看到网上对厉教授的争论比较多，所以想研究一下他的学术观点。”

　　在光华管理学院二楼展厅，陈列着厉以宁的诸多著作，其中《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颇为醒目。

　　“厉教授已经75岁高龄了，但他每天忙得像个快乐的陀螺。”他的一个学生很是感慨地告诉记者，这个鸡年春节，厉以宁的忙碌没有丝毫减少。记者连续几天打电话到他家，除夕前三天，都是家中的保姆出来挡的驾：“厉教授刚刚忙回来，让他休息一下吧，你明天这个时候再打来。”

　　时间的指针落在晚上21：30。采访中，不断有人提起去年飘雪的圣诞节厉以宁引发的一场风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七届“光华新年论坛”上，厉以宁慷慨激昂，抛出了“杀富不能济贫”的个人观点：“中国的发展，需要中产者队伍的壮大；而中产者队伍的壮大，主要应该依靠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靠实行高税率把富人降为中产者很不足取。‘杀富’济不了贫，也无助于穷人的脱贫。‘杀富’的结果，只会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惶，使本来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们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如果出现这种局面，不仅中产者的队伍难以扩大，而且会使经济失去活力。”

　　这个观点在发表的第二天就引起了海啸般的质疑和反对，而他反应淡然地说：“对于批评我的文章，我都不回应。”

　　这就是厉以宁，有着多重身份的他最愿意面对公众的，就是以经济学者的身份公开或半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活跃异常。对于他的活跃，他的影响力，坊间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断在臆测着其观点发表的原因，争论不休。厉以宁，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经济学家。

　　“厉股份”

　　说起厉以宁在经济学上的成就，就不得不说到“股份制”。经济学家的名字往往与一些新名词紧紧相连，比如“吴市场”(吴敬琏(吴敬琏新闻))、“杨承包”(杨培新)、“有计划”(有林)、“曹破产”(曹思源)等等。而“厉股份”是厉以宁在上世纪90年代被冠以的一个非常有特征的别号，由于当时他积极倡导股份制。

　　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理论已成为中国流行的经济思潮。对此，厉以宁看得很透彻也很谦虚：“股份制在中国得以推行有赖于经济学界的共同努力。那是在1980年夏季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和我一样，冯兰瑞、赵履宽、胡志仁、鲍恩荣，他们都建议要进行股份制试点。80年代初，于光远、童大林、蒋一苇、王珏、等也曾多次发表类似的观点。怎能说我是股份制在中国的首倡者呢？”

　　厉以宁也表示，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最好的阶段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改革的步伐加快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更好。主要是这个时期他的一些主要观点和主张被认同了，比如“股份制是公有制企业的主要实现形式”、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民营经济等。厉以宁说：“一个经济学家，当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被决策机关采纳而变成国家政策的时候，那种欣慰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作为中国经济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权威学者之一，这些年来厉以宁在参与决策、影响决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对股份制的推进，那一段时期他不知开了多少会，写了多少材料，终于实现了以股份制改革为主的企业改革模式；其次，他亲自主持了《证券法》的起草工作，他当时担任全国人大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第三，负责全国人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担任起草小组组长；四是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厉以宁建议政府推进积极的就业政策，后来证明这些政策起了作用；五是带领全国政协经济组进行发展民营经济专题调查，给中央写报告，积极倡导发展民营经济；六是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还兼任过两届环境经济专家组组长，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往往只要谈到这里，厉以宁就会特别强调，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他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课题组的同事们一起承担的。他还参与起草和修订了《世界经济发展宣言》。

　　厉以宁敢于述说自己的观点，比如去年年底，他接连发表了诸多讲话。2004年年初，厉以宁在“第六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表示，民营企业不应有原罪感，民企产权一定要明晰。12月初，他就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整体上处在正常发展之中，国外经济学家宣扬中国房地产价格充满泡沫或市场即将崩溃是别有用心，其中潜藏着巨大的阴谋。12月中旬，他又豪言中国经济增长势不可挡，认为不管国家计划定多少，但是2005年实际增长率可能在8%到8.5%之间。而最著名的就是他在12月底“第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提出的“杀富不能济贫”的观点。

　　厉以宁言论的高调引发了很多争论，也招来了很多质疑。近两年，尤其是2004年，厉以宁的言论被“民间”骂得狗血喷头。被骂的原因大体上都是：不体恤弱势阶层，为富人张目。

　　“厉暴富”

　　“凡参与制定证券立法的两会 代表，其本人和直系亲属不得参与证券业的经营；根据揭发，个别人大常委、经济学家，其子女在深圳从事证券活动有上亿元资产，社会影响极坏，应该做出解释并接受调查。”这是2001年3月1日被公布的著名学者韩德强教授写的《关于当前股市情况写给全国人大的一封信》的内容。韩德强教授坦陈“个别人大常委、经济学家”就是指厉以宁。全国人大将公开信刊登在中国人大新闻网的“两会”专题讨论区。

　　厉以宁近两年来在经济学上的观点，被认为隐藏着自己家族利益的背景，因而他被淹没在一片“口水”之中。

　　2003年8月2日，韩德强又撰写了《从“厉股份”到“厉暴富”》的文章，不但对厉以宁做出全面的批评，更以“厉暴富”来形容厉以宁。

　　早在1999年年末，网上开始流传一篇署名“史实明”的文章：《有关厉以宁家族暴富的内幕》。这篇难以确认真实性的网文，竟引起了一场至今未了的风波。

　　2000年基金黑幕被揭，股票市场暂时失去了光环，上市股份制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厉以宁的老搭档吴敬琏借势发难，指责中国股市像赌场。2001年，“厉股份”率众卷入了与吴敬琏的大辩论，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家联手反驳吴敬琏的赌场论，他要求人们“像爱护婴儿那样爱护股市”，但市场后来的走向却肯定了吴敬琏的判断，这让厉以宁的权威受到挑战。

　　也是在2001年左右，一则厉以宁家族通过上市策划、咨询、上市推荐等业务聚财近亿的报道，在香港《争鸣》杂志上刊出，并在网上广泛流传。据悉，后来厉家在港状告《争鸣》，并从《争鸣》获赔偿15万元人民币。

　　时隔3年，2004年3月，上海《瞭望东方周刊》杂志刊登了名为《“厉以宁家族暴富”风波》的文章，再次掀起轩然大波。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厉以宁家族暴富风波’的由来和经过”，说“厉以宁之子厉伟等人以各种名义在其他公司中出资和在外地购置房产、汽车，以及在境内外存款若干。据估计，该暴富家族总资产已经超过1亿元。”文章还说，“厉以宁教授完全可以在流言蜚语中挺身而出，做出解释，并主动要求国家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打碎无耻谰言，惩办肇事者和诋毁者。”

　　其后在2004年4月15日，《瞭望东方周刊》为该文刊登了《致歉声明》。《致歉声明》表示：“此文未采访厉以宁先生及其家属，又没有对涉及他们的重要内容进行核实，在引用网络和某杂志刊登的有关‘厉以宁家族暴富’等已被香港高等法院终审裁决定性为‘诽谤’的文章内容和言论时，未加核实即予刊用；文中对个别经济学家根据被判定‘构成诽谤’的网上文章所表述的评论的根据和旁引等重要内容没有做进一步采访核实。对由于上述因素给厉以宁先生及其家属带来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

　　而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侯若石教授，在2004年8月公开点名批评了厉以宁，其文章更被《中国改革》、《前线》等杂志和报纸刊用。侯若石教授认为厉以宁的经济理论是“嫌贫爱富，是从西方搬来的并且已经落伍的、正在走向没落的理论”。

　　厉同学

　　“我在中学的时候总是把沈从文的小说当成枕边的读物。”谈论起兴趣，厉以宁总显得兴致勃勃。

　　坐落在北京城西北的蓝旗营小区，是中国两大名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师宿舍区。楼群中间，有一座被人们称为“院士楼”的五层联栋灰楼，很多北大、清华的著名教授都住在这里。

　　厉以宁的家就安在这里，书占据了他家的大半个房间。“我很喜欢文学，所以书比较多。”厉以宁这样解释道。“从小学到中学，我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我还爱读外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人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

　　1930年11月22日深夜，在中国历史名城南京，一个男婴降临世间，他以自己清亮的哭声向世人证实着自己的活力与朝气。“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家人遂为之取名为——厉以宁。

　　厉以宁四岁时随家庭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厉以宁考上竞争激烈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又随家迁居到湖南沅陵，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

　　“读初二时，我就曾用‘山外山’的笔名写小说，把我自幼所感受到的一切凝聚在自己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中，倾注在主人公的言行里。”比起同龄人，厉以宁打趣自己小时候显得有些沉默和内向，他说自己喜欢将心中的情感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篇小说等文学形式表现出来。每当他完成一个作品，同学们都争相传阅，被他那种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同情心和燃烧的热情以及对未来充满憧憬和信心的乐观精神所感染、鼓舞。

　　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中国第一流的中学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在这里，厉以宁的兴趣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老师让厉以宁担任学习委员兼化学课代表，于是他将化学元素周期表倒背如流。

　　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厉以宁所在班全体同学去一家大型化工厂参观。沸腾的机器，庞大的厂房，林立的烟囱，严肃的化学工程师，忙而不乱的工人，都给厉以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置身于生产第一线，厉以宁早已忘记了自我，他的心已经融会到了祖国建设事业中。正像他后来接受采访时所说：“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产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心走‘工业救国’的道路。如果全国每一座城市都拥有这样阵容整齐的化工企业，那么，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华夏民族就不会沦落到落后挨打、备受欺凌的境地，就一定能从积弱积贫的困境中走出来，再创辉煌。”

　　1949年2月，厉以宁以优等生资格接到了金陵大学化学工程系录取通知书。当年12月，厉以宁到湖南沅陵参加工作，在一个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

　　1951年，已参加工作两年的厉以宁又参加了高考。为方便起见，他就委托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我们一同在湖南雅礼中学读过初中，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俩在沅陵的合影至今还珍藏在我的影集中。从我做过会计的工作经历等几个方面考虑，赵辉杰认为我选经济系最合适，就替我做主，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至今，厉以宁都觉得赵辉杰代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如愿以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从此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

　　“你知道我的书稿的第一位读者是谁吗？是我的妻子何玉春。她是电气专业的高级工程师，经济学不是她的本行，但她却是我的第一读者。她在阅读书稿时，感到这儿或那儿还不够简明，还不易被人们看懂，我就进行修改，直到她满意了为止。”对于自己的经济学著作被读者认为深入浅出，厉以宁很谦逊，说功劳都是妻子的。

　　厉教授

　　“上大学时，在经济学方面，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波兰经济新面貌》，这是我一年级时的作品，刊登在1952年7月的《经济导报》上。这篇文章是歌颂计划经济的，现在想来，那时我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

　　虽然厉以宁这么说，但是当时代理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陈振汉教授却非常喜欢这个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给厉以宁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厉以宁也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

　　“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老师们的教诲，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厉以宁如今特有的学术风格是在陈岱孙、罗志如、陈振汉等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下，又结合自身的特点形成的。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与良好的中学教育使他具有优美的文笔，他的经济学著作有的整篇就是可以朗诵的散文，这使他的文章与著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厉以宁毕业留校，希望从事经济理论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我认为自己口才不好，所以不愿讲课，就从事经济系资料室编译工作，这个活儿一干就是20年。”厉以宁很认真地表示，这20年的积累使他获益不少。“当时的资料室工作与现在不同，除了供老师借阅图书资料外，还要搜集、整理、编译新的资料。面对大量的中外经济学原著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我一头扎了进去，接触各种经济学观点，翻译经济学原著和论文，后来还担任了北大经济学系系刊《国外经济学动态》的主要撰稿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厉以宁才开始投入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开设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等近十门课程。据资料统计，到现在为止，厉以宁独立完成或与人合作完成的著作有50多部，发表的学术论文已经达数百篇。

　　北京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三年级的张彤彤和应用经济学四年级学生王曙飞，不约而同地告诉记者：“厉以宁是最受好评的教授之一。作为我们院的院长，他不仅经济学理论让我们崇拜，而且风度也让我们钦佩不已。”

　　“他讲课的时候，你不会觉察到他的年龄。课很受学生的欢迎。”讲起厉以宁授课的情景，张彤彤颇为兴奋，“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他会忽然注视着某一个同学，请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讲完一段课程后会问：‘你们看有没有道理？’”

　　“他常常侃侃而谈，同时也要求我们这些听课的同学畅所欲言。当学生们发言时，他总是十分认真地听，敏锐的目光从镜片后面透射出来，一如他那敏捷的思路。听厉教授的课就像是与他在炉边交谈，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课总是堂堂爆满，有时连走廊里也坐满了人。”

　　一般的人还听不到厉以宁的课，要凭号入场。“同学们还想出了发号的主意，凭号进教室，以此来保证听课的座位。他每个学期都有课，教学总量大大超过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不断开设的新课引得我们这些学生座无虚席地‘旁听’。据说从1979年起，北大学生很少没有听过他的经济学讲座的。”张彤彤说话的语气带着几分自豪。

　　王曙飞则称“厉教授的演讲是北大的一道风景”。“这些年来他先后演讲过多少次可能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了。讲座是北大的第二课堂。每次厉教授开讲座的时候，人都是坐得满满的，连讲台上都坐满了学生。”

　　“厉教授有一个生活习惯，不论多忙，每天至少要写千字，并且通常是清晨一起床就将头天晚上打好的腹稿写出来。他的书案上，总是有条不紊的，左上角是手头正在用的十几本中文、外文参考书竖直一排；右下边便静静地躺着未完成的手稿。虽然非常繁忙，但是无论多么忙，他都要坚持教学工作。”王曙飞说到自己的院长，充满了崇敬。

　　“我首先是一名教师”，这是厉以宁对自己的一贯看法。他曾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地总结为“读书、教书、写书”，且把“教书”当作一个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因此，尽管他的写作活动繁忙，社会活动也越来越多，他始终还是把讲课放在了第一位。

　　厉诗人

　　“春，满院梨花正恼人。寻谁去？听雨到清晨。”这是厉以宁40多年前填的《十六字令》，被人称为是世界上最短的情书。

　　“我不知道别人的短情书有几个字。大概40多年前，和我夫人还在恋爱的时候，我给她寄去了这首《十六字令》。”说起往事，厉以宁仿佛年轻了，会心一笑，“我们1958年结婚后，两地分居十多年，直到1971年才在江西农村团聚。在这期间，我也为她写过不少诗词。”

　　每每提及厉教授的夫人何玉春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女教师何琳都钦羡不已。她告诉记者：“何玉春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这倒不在于厉教授多有名气，而在于厉教授对她、对家一往情深；给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满头白发；给家写诗，从终身伴侣写到儿女孙辈。”

　　曾有评价说厉以宁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经济学家，说他的诗风清新自然，没有刻意的雕琢，更没有繁复的典故堆砌。而厉以宁则回答说：“我从不奉命而作，所有的都是有感而发。”

　　“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这是厉以宁在1955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前夕写过的一首七绝自勉诗。到了1985年，在毕业30周年之际，厉以宁根据自己在北大的经验与体验，把这首七绝扩展为《鹧鸪天》：“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

　　2000年11月，适逢厉以宁70大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为他举行了题为“经济学家的诗情画意”的“厉以宁诗词研讨会”，历届弟子们纷纷从国内外各地赶来为他祝寿。

　　参加当天诗词研讨会的何琳这样告诉记者：“当天，厉教授即兴朗诵了他的一首《破阵子.七十感怀》。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内容，真的很难让人忘怀。‘往日悲歌非梦，平生执着追寻。纵说琼楼难有路，盼到来年又胜今，好诗莫自吟。纸上应留墨迹，书山总有知音。处世长存宽厚意，行事惟求无愧心，笑游桃李林。’厉教授念完之后，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还持续了很久。”

　　让何琳印象深刻的是：“何玉春在诗词研讨会那天始终陪伴在丈夫身边。我们一位师兄念出了厉教授的《浣溪沙.除夕》，为我们再现了这对恩爱夫妻的新婚之夜，同样让人印象深刻：‘静院庭深小雪霏，炉边相聚说春归，窗灯掩映辫儿垂。笑忆初逢询玉镜，含羞不语指红梅，劝尝甜酒换银杯。’”

　　当厉以宁写于1971年的《鹧鸪天》被朗诵时，何琳动情地告诉记者：“我看到何玉春不禁抹起了眼泪，我想这首词一定让她想起了他们携手走过的艰难岁月。那是她和厉以宁长达13年的夫妻分居之后，是在她放弃了一切能放弃的之后的一次真正不再分开的相逢。厉教授在诗中写道：‘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

　　对于自己在诗词方面的造诣，厉以宁称除了喜欢，还因为诗词对一个人的人生修养有潜移默化作用。“一首好诗，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做诗填词，可以修身养性，抒怀遣兴，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广阔胸怀。”

　　关于厉以宁的争论，并没有因为鸡年的来到而停止。他的学生一边关注着争论的内容，一边传抄着厉以宁写的一些勉励自己的诗词，有的还把这些诗词贴在床头。据说，这在北大校园已经流行了多年。（记者陈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