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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北京
这是一位仕途颇为顺畅的人。26岁时，当上处长；39岁时，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年轻副部级干部。刚刚40多岁，却已宦海沉浮多年。他说，做官是他的主业，不过依然觉得做人比做官重要。
这是一位有争议的为政者。一份题为《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政改报告”，激起争论无数，一时间，“政改标签”等名头纷至沓来。结果，他从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调任国家环保总局。但是，他秉性不改，“绿色GDP”、“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等新论层出不穷。2005年初，他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保风暴”。于是，有人说他前途堪忧。
他是谁？为什么在传统的官场上“一反常态”？
备受争议的党内理论家
2002年上半年，一份题为《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政改报告”悄悄在中央高层传阅。由于这篇理论报告作为内部文件直接供中央最高领导作为决策参考，因而有人称之为中国共产党近些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改奏折”。
其作者，正是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的潘岳。
文章称，在革命胜利后，作为胜利者的政党，面临着一个如何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一是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二是要抵制思想僵化的新老左派的攻击……次次运动，陈陈相因，党风不正，以此为最。怎么办？也只好硬着头皮，集中智慧，继续大胆地改革下去。
这篇文章为潘岳赢取了“中共政改标签”、“当代康梁”的称号。同时，因可以想见的因素，他也被另外一些人讥讽。其实这还不是潘岳偶一、突然的发力之举，此前的宦海生涯中，潘岳就常有不符正统官场的“常规”之为。
2001年12月，《深圳特区报》、《华夏时报》等几家报章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文章指出，马克思的原意对宗教的鸦片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列宁在解释时创造性地加上了“麻醉”两字，即改为人们所熟知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令宗教被视为毒品。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后，“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
其作者，正是潘岳。
潘岳的文章公开发表之时，正值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议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
仿佛是呼应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召开，潘岳的文章在深圳和北京两地同时推出，进而争议迭出。批评者认为，潘岳鼓吹“宗教救国”，甚至有论者斥之为“为西方原教旨基督教入侵中国大造舆论”；而支持者惊讶于潘岳能以与中国官方的传统说法相衔接的语言，提出很重要的从宗教政策乃至宗教政策语言方面的改进思路。
2003年8月13日，走马上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不久的潘岳，甫一露面，就以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向媒体通报，已查出十大环境违法案件，并查清应关停取缔的违法企业6143家。
“潘岳一露面，就有大陆6000余家企业倒霉。魄力比当年他在国资管理局治理国资有过之而无不及……让人隐约看到这位在理论上颇有建树的中共理论家雷厉风行的一面。”媒体这样评论。
潘岳哪里来的“锐气如风雷”的“魄力”呢？
从街头少年到学者型高官
“满朝亲贵，终日方圆，忙着朝翻暮覆，都把韬晦作铭文。二十八岁痴少年，天下最幼清知府，宦海达练；三十五岁知天命，中华最悲迂书子，徘徊国门。”在一首诗中，潘岳这样写道。
潘岳的一位朋友告诉本刊记者， 生于1960年的潘岳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潘田，是原铁道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工程师，而潘岳的岳父也是一位高级将领。
“文革”中，父母显赫的身份并没有让潘岳的童年生活灿烂起来。知识分子的性情、众多的海外关系，使潘岳父母在“文革”中屡遭迫害。七八岁的潘岳，不可避免地成了“革命孤儿”，颠沛流离，浪迹街头。
分析人士认为，或许正是那种家庭，那个时代环境，逐渐造就了潘岳“锐气如风雷”的性格和一身的“侠气”。
1976年，“文革”结束，16岁的潘岳效仿父亲，参军，在部队医疗部门工作。按常理，显赫的革命家庭背景有助于他在军队的发展，但身上过于活跃的细胞使他6年后选择离军又弃医，到《工人日报》当了一名实习记者，不久又转去《经济日报》做资料员。1983年7月，潘岳参与筹办《中国环境报》，任记者组组长。
在《中国环境报》期间，潘岳共发表署名文章18篇，大多都与政界人物有关。如“访济南、广州、福州等市市长札记”、“访江苏省副省长张绪武”等等。
这一时期的潘岳，已经开始了向政界转型的考虑。在一首诗中，潘岳这样表达：“十九学商，羞杀陶朱，番番亏本，至今囊涩不忍问……二十立志，或汉武？或信陵？或奏燕歌鬻市做雪芹？”
1986年，徘徊、犹豫中的潘岳被调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正式步入仕途。
之后，潘岳工作调动频繁，先是在北京市房山区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88年调任中国《技术监督报》社任副总编辑，次年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1991年，面对剧变后的苏东局势，当时由一批年轻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共同起草了一份战略性文件，名为《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这份研究报告主张中国共产党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同时批判了“浪漫主义改革观”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强调“循序渐进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张”的经济改革观和“中国是中国人的惟一家园”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学术成果直接上报中央，并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背后主要策划者，正是潘岳，而那份文件，也是他1991年9月主持的一场研讨会的结果。
此正所谓“又办了几张官纸，初出田园旧舍，男儿方显真本色。”
潘岳当年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他第一次见到潘岳的时候，是在一个研讨会上。潘岳敢于出面邀请左派和右派的人一起来参加研讨会。潘穿着蓝色的大衣，很气派，基本上不说话，只是听各位专家发表看法。
“尽管到会的专家不多，但是能出面邀请，在当时已经难能可贵了。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潘岳这个人尽管很年轻，但是喜欢虚心学习。”潘岳的这位朋友说。
1992年，潘岳调任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开始了真正的宦海沉浮：1994年任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1998年任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副局长，2000年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
尽管“平时公务繁忙”，潘岳也还是在为官期间，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拿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的博士学位。
他的导师，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告诉本刊，1998年前后，潘岳向教育部的同志表达出想学习历史的愿望，教育部就向潘岳推荐了章开沅教授。于是，在一个漫天风雪的冬日里，潘岳专程从北京飞到了武汉，登门拜师。尽管比原定的约见时间，潘岳迟到了一个小时，但冒着寒风大雪专程而来，还是让章老体会到了弟子“程门立雪”的味道，欣然收下潘岳。
“潘岳的历史感觉非常好，而且学术功力扎实，在读博士期间就应该有博导的水平了。他选我做导师，我选他做学生，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结果。”章开沅教授不吝惜对弟子的赞誉。
《中国青年报》一位潘岳当年的同事在向本刊描述潘岳时，用了“颇有人缘的学者型官员”这个词来形容潘。
在国家图书馆打入“潘岳”进行检索，其主编、独著的著作达几十部之多。而潘岳的简介中也注明“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
“紧接着一入宦海，惊破孺子耕梦，君子十年惧井绳。”潘岳这样总结自己官场生涯。
社会活动家与仗义朋友
纵观潘岳近20多年人生历练，《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经历占据了重要位置。
潘岳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还是在《中国环境报》期间，有一次跟随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记者团去云南采访，他报道了该省烧山开荒、违规排污等严重环境污染的现象，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还找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告状，情形犹如“在云南省政府大楼附近引发一场地震”。
“差点断送了我的记者生涯，但我至今对这段经历不后悔。”潘岳说。这次经历或许让潘岳意识到了批评报道的威力，也或许是几任副总编的任职体验让他深谙媒体的力量。此后的日子，潘岳善用传媒。
“除了和媒体关系好，潘岳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交游十分广泛。”潘岳的一位朋友说。
据他的这位朋友介绍，在潘岳周围，聚集着一大批学者、名人、记者等各界人士，不乏精英之辈。而且到了环保总局之后，潘岳也很看重公众参与的力量，社会兼职很多，比如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环境记协名誉主席、首都青年记者编辑协会主席等。
环境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马宁告诉本刊记者，原来环境文化促进会只是《中国环境报》下属一部分作家搞的社团，潘岳来主持工作之后，工作性质明显发生了变化，请来了各界精英，比如成龙、姜昆、蔡振华等担任副会长，理事达到了500多人，开始不断为中国的环境文化事业鼓与呼，“绿色中国论坛”也让潘岳搞得轰轰烈烈。
就是这样一位副部级高官，四处亮相的社会活动家，在他朋友们的眼中，却又是很仗义的一个人。
《中国青年报》一位老记者告诉记者，1989年末，经中组部、中宣部联合考核后，潘岳调至《中国青年报》任副总编，当年潘岳年仅28岁。团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在《中国青年报》中层干部会议上介绍说：“潘岳是非常有才华的，他已经发表了数百万字的研究报告。”这话是说给才子成堆的《中国青年报》员工们听的，有替潘岳压阵脚的良苦用意。
“但是潘岳年轻，又有着高干的家庭背景，一来就是副总编，很多人当然不服气。”这位老记者说。“不过，那一次东北之行，让我对潘岳改变了看法。”
这位老记者说的那次东北之行，是潘岳带着他去东北开中青报全国范围的通讯员会议，当时潘主抓中青报群工工作。刚开始，他不愿意理潘岳，潘岳主动找上门来，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但是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对方主动摊开心胸，而且还是比自己职务高的副总编，让这位老记者很感动，一次长谈下来，二人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你想想看，潘岳离开中国青年报都10多年了，但是他还依然记得我，每年都会给我邮寄亲笔书写的贺卡，哪一个人能做到这个份上？”这位老记者说。
就是这样一位“仗义”的人，2003年却遭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变动。这一年，潘岳任职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被撤，他因此被调到环保总局，远离了政治核心；这一年，他的父亲潘田将军去世。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婚姻也开始破裂。
但潘岳没有消沉。2003年10月，《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一鸣惊人，此后，“绿色GDP”、“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等新论迭出。
“潘岳还是那个潘岳。”熟悉他的人这样评论。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