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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3167件、5819.53万元。
这组数字，如果说的是一个人，用了10年时间，做了3167件事，挣了5819.53万元钱，那我们应该佩服他的能耐，但是，如果用其来描述中国《国家赔偿法》的实施状况，难免会让这部法律面临尴尬。
2004年12月31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纪念《国家赔偿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上透露：自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施行以来，截至2004年11月，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赔偿案件7823件，决定赔偿3167件，支付赔偿金5819.53万元。
仔细核算，每起案件的赔偿金额只有1.84万元，如具体到个人，数字无疑还将缩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说：“案子不多，金额不多，法律在实施当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话虽平和，但举轻若重。
2002年，在震惊全国的“处女嫖娼案”中，受害者麻旦旦一审判赔74元，以致“当庭瘫倒”，法律的结果几乎与案件本身一样荒唐。
“这简直就是在受害人的伤口上撒盐，对受害人是一种侮辱。”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尖锐地指出，《国家赔偿法》不但没有维护受害者的权益，反而构成了新的伤害，“如此结果让人哭笑不得”。
那么，《国家赔偿法》，其法律本身的问题出在哪里？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唐小波研究员告诉记者，近些年来，《国家赔偿法》的实施艰难已经减弱了人们对这部法律所寄予的厚望和抱有的热情，直接原因就是国家赔偿的标准太低。《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唐小波认为，此标准根本无法弥补受害者巨大的心理创伤。
而更重要的缺陷在于程序方面。中国的司法实践有个惯例做法，受害公民向违法机关申请国家赔偿的前提是，违法机关或者其上级承认自己确实错了，这种“自己当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程序使得确认违法异常艰难。
固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都会进行内部清理、整顿，检查和纠正由于违法办案给公民带来的伤害，但这种“家丑不可外扬”式的自查自纠，难以从根本上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率。 唐小波举例说，据《检察日报》报道，武汉一个公民被无辜关押28年，关押期间根本无人过问他的案件，以致于成为被人遗忘的人。由于时间太久，当时到底是谁在经手这个案子也无从查起。
由于赔偿义务机关往往久拖不决，少则几月，多则几年，甚至是几十年，造成受害公民四处申诉上访，告状无门，甚至难找工作，经济状况差，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反过来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改变现状的突破口何在？恐怕还要从司法方面入手。
根据新华网报道，1998年8月，江西省乐平市接渡镇周家村村民程明清，因介入一起普通民事纠纷，被当地检察院批捕入狱265天后又无罪释放。为讨回公道，程申请了国家赔偿，因为当地检察院、公安机关相互推诿，3年后才予以立案，但就在曙光初现不久，程明清却在案情和证据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被当地执法机关重新起诉，最终被定罪。到了2003年，他还在不停申诉。
一起原本简单的“官司”变得越来越复杂，其直接原因居然是受害者提出了国家赔偿。
“在我国，没有独立的机构来进行国家赔偿案件的审理，只有通过原来的机构进行。这样一来，直接责任人要推脱责任，相关人员想保乌纱帽，相应机构要留面子，他们就千方百计阻挠公民的请求，甚至滥用司法权迫使公民放弃对自身合法权利的主张。”贺卫方教授分析指出，现阶段，要有效地解决《国家赔偿法》“口惠而实不至”的问题，最佳办法是建立能够独立地审查政府行为并独立地判处赔偿的机制。
那么，对司法机关本身枉法的问题又怎么办？对此，贺卫方教授回答说，目前司法机关给公民造成冤屈而不予赔偿的情况也不少见。这就需要司法系统的自身改革，例如，提高法官的选任标准，弱化现行法院管理制度中的行政化倾向，理顺上下级法院机制以增强上诉的纠错功能，加大裁判文书的说理成分以避免暗箱操作等等。
另外，也有学者提出，国家赔偿应与错案追究“划清界限”，不能一提国家赔偿就要回头追究工作人员的错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指出，《国家赔偿法》是部救济法，而不是责任法。过多追究工作人员责任，只能造成各机关相互推诿，反而导致受害人难以获得赔偿。而目前的《国家赔偿法》把赔偿机关确定得过细，层级过低。应借鉴国外做法，把赔偿机关确定为一级政府，这样也就可解决各机关互相推诿导致受害人无法获得赔偿的问题。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