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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虹口区区长程光突然辞官，出任印尼大财团三林集团中国区总裁。消息一出，如巨石入潭。对于官员的弃政从商，中央一直有“三年两不准”的规定，而程光能轻易突破这个规定突然变身，自然会惊起轩然大波。但是，上海市委组织部给出的意见是：“程光的离职任职程序都是合规的，符合国家相关规定”（见2月26日中国经营报）。
大家知道，在现行的政策环境下，对官员下海，中央一直有着严格的政策限制：“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但是从“程光现象”和上海官方给出的解释中，使人们意识到，原定的“三年两不准”规定正面临某种突破，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非常规”倾向。由此，也给社会带来了更多制度性的思索：目前的政策限制本身是否有局限性？
“三年两不准”政策建立在一种特殊担心的基础上，即“权力期权”化。人们普遍认为，一些官员在职时好像很廉洁，但其实在下海之前已经为企业谋足了好处。下海后，官员与企业之间就可以实现权钱兑付。或者，官员利用在职时的“余威”和影响为所在企业谋好处，这对于同行业其他企业来说是不公平的，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但是，建立在这种担心基础上的政策限制，很难应对目前复杂的形势。今年初，在西南财大教书的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涉嫌挪用1亿元拨款被捕，捕前，李达昌曾经以“弃政从教”而受到舆论褒奖。但是，“李达昌现象”给大家上了一课：恶批下海从商和盛赞从教著述，都是对高官卸任之路的“廉价判断”。问题不是要抓官员下海后的期权效应，而应该是加强在位时的用权监督。我们不否认中国现阶段有期权腐败，为此，更应该致力于设计一个可以彻底杜绝期权产生的官场制度。要力争使一切权力的行使都能在法律、制度的控制规范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进行，而不是由官员个人去操纵，彻底消除权力运行的“人治”色彩，使权力者真正成为政府的职员，依法办事、按律行政，不可能进行个人的长远“感情”投资。
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弃商从政和下海经商，都不应该成为对官员的条件限制。在国外，成功的商人不仅有当市长的，甚至也有通过法定程序当总统的，而卸任高官不仅可以为企业当顾问，而且可以写畅销书、四处演讲发大财，比如，克林顿。但是，这样做并没有引来轩然大波，原因在于，社会不仅有完善的用权监督体制，而且，任职与卸任也都在公开透明的制度环境中，无须为权力期权化担心。
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干部强调组织安排，忽视个性追求。当官就是铁饭碗，终身不变。实践证明：那种“一朝入衙门，终身吃皇粮”的官僚政府体制，绝不是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理性面对高官下海，谨慎探索去留新策，如何建立灵活而严格的官员任职机制和卸任机制，才应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