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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几则关于公车改革的新闻引发了我的思考。一是甘肃省政协委员贾光明倡议公车改革，不仅私家车的车胎被扎破，还接到司机们不下二十个指责和谩骂的电话（《中国青年报》2月16日）。二是昆明市委书记杨崇勇倡导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乘公交车或步行上下班，并亲自乘公交车上班（《生活新报》2月17日）。三是河北廊坊市纪委在春节期间封存了1432辆公务车，书记市长带头坐起了出租车（《燕赵都市报》2月17日）。
这几条消息让我们看到了权力对于公车的影响。公车改革的阻力来自于权力干预（小车司机无疑也是权力资源的分享者，如果在机关开车和开出租车没什么不同，他们断然不会报复倡议公车改革的政协委员），而公车管理的规范也来自于权力的自我约束。由此不禁使我想到，公车改革要获得成功，关键在于约束领导者手中的权力。
公车购置上的超编和超标，管理上的粗放无序，费用开支上的庞大，不仅深为群众诟病，财政也感到吃力。公车改革已经成为行政领域内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但纵观近年各地的举动，却发现真正落实硬性措施的地方并不多。从报道看，一些所谓出经验的地方也往往还停留在试点或领导示范的层次，并未得到大面积推行。公车改革为什么难？原因并不在于该不该改，而在于真正到位的公车改革必然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改革是革命，公车改革就是领导干部革自己的命。应该承认目前的公车管理制度是落后的，但也应该承认，这种落后的公车管理制度负载了太多的权力因素。按传统的说法，机关小车叫做“轿车”，一个“轿”字就足以表明公车的身份标志和官本位文化的因袭。一些地方的领导者不惜财力买高档车，不仅在于追求高档车的舒适感，也在于高档车带来的虚荣感和身份的尊贵感。要让这样的领导干部去乘公交车或者打出租车，他们肯定会觉得丢人，也不会从心底里表示拥护。因此，一些地方对公车改革按兵不动或搞变通执行也就不足为怪。
公车改革的目的在于让公车姓公。从目前公车管理混乱的现状看，公车不姓公的根源，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特权思想的影响，而相关部门和公众的监督又比较乏力。同时，从一些地方推出的所谓公车改革的措施看，其特权思想的影子依然明显可见。比如，有些地方实行公车拍卖，然后按行政级别发放购车和使用补助；还有一些地方将公车划归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或成立相关的公司，然后按行政级别发放交通费。行政级别越高，公车补助越高，这种逻辑显然只能用官本位来解释。
从理论上讲，公车改革的措施本不应成为复杂问题。大小机关都有办公室或行政服务中心，凡有公务活动的，方能由办公室或行政服务中心派车，司机在非公务活动时间一律将车钥匙交出来统一保管，领导干部乘公交车也好，打出租车也好，安步当车也好，请君自便。但可惜这种理论上的简单往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没有对领导者权力的约束，就没有真正到位的公车改革。
因此，公车改革要真正到位，并不在于领导者是否带头乘公交车或打出租车，而在于制定出严谨、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制度，并对拒不执行制度的领导者严肃处理。通过制度打破权力持有者对于私欲的袒护，远比寄希望于权力持有者的自觉更可靠。
（ 责任编辑：蒋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