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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各国的经济体制时，经济学的初级教材往往会用一个类似光谱的带状图来描述：一极代表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极则代表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处于极端的国家在现实世界中还未曾有过--今后恐怕也不会再出现--美国较靠拢自由市场的一端，而前苏联则最贴近另一极。这种图示简单明了，也很能说明公司治理的分类。公司企业作为现代经济里最有影响力的组织，对社会所应扮演的角色自是非比寻常。
在财务管理的课本中，公司的目的往往被“经典”地定义成追求股东的利益最大化，然而直接或间接地受着公司治理的影响的显然远不限于股东。用管理学者彼得·杜拉克的话说，公司的目的应该是培养更全面、更健康发展的公司人，包括员工和经理。除了纳税、合法经营的义务之外，公司起码也需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但大的公司企业要能够承担并落实其职能，不管是争取股东的利益，还是增进社会的公益，只有通过公司的管理层。股东也好，社会也罢，都不得不把经营活动和管理决策委诸于公司的经理人员（调查表明，美国的财富五百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大股东的人数不到2%。）。 只有通过这种“信托”，股东们的权益（盈利目标）和公众利益（社会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盈利和公益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目标，两者之间的平衡引起了诸般争议。怎样才能达到合理的平衡，虽然各自有意识形态的基础，其不同的诠释也总是和具体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紧密相关的，即便一时间像是有了定论，也只能在过程阶段中，否则是难以把握的。
盈利目标和公益目标像居于两极的高密度的质体，发出引力，在对公司的治理进行拔河。从公益的一端看，虽然承认公司的治理只能信托给经理人，却坚持不能一味依靠，而必须时时施以压力，通过诸如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媒体揭露等等，提醒和警示经理人员不得滥用社会的信托；股东大众也一样，要依靠财务和经营信息的充分披露，靠外部董事、独立审计等毫不懈怠地督察，不许经理人员玩忽职守。经验一再表明，由于受托人的徇私违规，委托人的目的往往落空。
与“监督的压力”派相对峙的是"放任"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市场法则既已定立，让公司--实质上是公司的经理层--不受拘束地放手经营，自然能够达到最佳的经营决策。个中逻辑似乎是，既然公司是个永续的经营实体，胡作非为最终会受到市场的惩罚。所以，不利于公司持续盈利的行为，有理性的的经理是不屑干的。另一方面，公司盈利了，股东就得益，公益自然就能实现于其中。
站在"放任"派的对立面的是“管制”的主张。即便是主张应该完全由“上帝之手”来掌控的极端观点，也会要求政府权威不时地介入，来强制执行市场的规则。包括保护所有权、履行合同、惩治恶性欺诈，等等。然而，在这类“古典管制”上，政府到底应该介入企业经营到何种程度、管制的范围怎样才算合理，"管制"派的看法却是大相径庭的。市场时常有其失效和无能为力之处，概称之为市场的“负外部性”，也因此构成管制的经济和技术方面的理由。不过关键的一点必须明白，与企业靠人管理一样，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也必须由人来制定和执行。那么，拥有公众所托付的管制权力，管制者本身不也受着各自的特殊利益驱动？管制者行使管制权限时可能的滥用、轻忽和惰性，以及管制制度在建立、执行、修订程序上的粘滞性，导致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经常与其初衷相悖甚远，反而倒成为寻租的各色捷径。权衡利弊，人们日益倾向由企业界加上社区组成自律性的团体来协调解决和实施规范，也就是，“管制”派有渐向 “监督压力”派靠拢的趋势。
与“管制” 派进行拔河的另一方则是所谓的"诱导"派。“诱导”派们主张用管制不如用奖励，必要时辅之以惩罚等经济手段来诱导。譬如，用税收等来诱劝企业管理人员去重视社会的公益。这一派的逻辑无非强调，企业若能自主地选择、追求自身的经济目标，对公益目标的兼顾自然是相辅相成的。
然而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一方又经常争辩说，公司的公益目标必须通过法制上的安排才能够确保落实。此类议论的重点是围绕作为公司治理核心的董事会的构成来展开的，他们强调，单靠经理人员来掌控董事会难免产生角色违背和利益冲突等问题，仅仅由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也容易流于形式。事实上，股权的分散使股东们失去直接过问公司重大决策的能力和意愿，因为成本太过高昂；而经营活动的日趋复杂又使股东失去参与管理的可行性。 而当股东能“用脚投票”，即在股市上出售股权时，往往为时已晚，公司管理层的错误早已铸成。于是，促进董事会改革的“民主化”就有了依据。 在“民主化”的压力之下，现今发达国家的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职能在不断改善，和一百年前J.P.摩根时代大股东操纵董事会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长进。
欧洲由员工来推举部分董事，德国的“共同议决”（co-determination）、前南斯拉夫的工人治厂是董事会民主化的几个具体应用，实践表明，企业内部员工参与和董事会的决策成效并不是一回事，前南斯拉夫的工人治厂就是一个恶名昭著、大家避之惟恐不及的失败经验。在美国，董事会多元参与的民主化则通过延聘非经理或股东的外部独立董事来加以贯彻。至于独立董事对公司企业的经营是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令其更富有社会责任感，却颇值得深入研究。例如，对美国公司的统计分析表明，优秀公司和舞弊公司的董事会构成在独立董事的比例上并无明显差异，巴菲特的哈撒韦公司可能是众所公认的负责任的企业，其董事会里没有一个外部董事；安然公司的董事会里除两人之外全部是独立董事，不免令人感到讽刺。可是我们也必须了解，独立董事要真正做到独立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不直接拥有公司的股份和相关利益，不负责企业的操作经营，并不能确保他们的“独立性”。 因为几乎所有的外部董事的报酬，直接的、物质性的或商誉性质的，都更紧密地与CEO而不是和股东大众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美国，独立董事几乎都是由CEO为首的高级管理层提名，直接地或通过其所掌控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之后才得到选任的，他们又凭什么会对公众社会和公众股东始终不渝地尽心尽力呢？
小结一下，我们可以把上文所谈概括成下面的“光谱”图：
我们之所以把“国有化”的主张和“完全市场竞争”的信念放在光谱之外，类比为光谱中的“红外”和“紫外”等肉眼不可见的部分，是表示这两种极端的主张，除了作为意识形态之争的工具外，在当今世界里已不复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了。
（作者为中国建设银行重组改制办公室资深顾问）
来源：[价值]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