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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中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吉林市公安系统炸开：该局清河派出所所长为了完成当年年度办案指标，竟然让“线人”花钱从市场上“雇”来１３名农民工充当“嫌犯”，待他们蹲完３天拘留后，再付钱给他们。（３月１日《三秦都市报》）
平心而论，和那些为完成办案指标大搞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执法人员相比，该所所长算得上是良知尚存，在可怜地坚守最后的道德底线——至少他通过“市场手段”，而不是无辜者的痛苦来应付压在头上的沉重的办案指标。
笔者无意为他辩解，执法犯法理应受到惩处，但理性的人们应该拒绝“墙倒众人推”式的恶俗，透过该所长的“次道德”折射出来的更为浓重的悲凉感，剖析深藏其中的不合理的业绩考评机制给社会、给执法者带来的双刃伤害。该所长不敢对明显有违科学发展观的“指标化管理”说不，也不愿干伤天害理之事，但他的“中间路线”并不能保证他独善其身，更无法阻止基层派出所的工作为完成指标而走向变异。
“花钱买嫌犯”这一案例，以其令人感慨颇多的特殊性，再次强烈地反证了这样的道理：体制之下，个体的努力与挣扎或道德与否是微不足道的；一个背离科学的机制一旦大面积地高速运转，体制内的人也将成为受害者。
近些年，治安管理的指标化模式催生出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事件，公众在质疑这一管理体制不合理的同时，处于义愤，也有意无意地将基层公安机关干警形象“妖魔化”了——他们缺乏法制意识，业务素质不高，滥用职权，不分黑白是非，等等。而吉林市公安局清河派出所所长的遭遇，让我们对基层执法者面临的困境有了一个较为直观的认识，他们的无奈和无力感告诉我们：当执法者个人的荣誉、升迁与待遇福利和报案率、破案率等生硬冰冷的指标直接挂钩时，要求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严格遵循法治精神办事只能是纸上谈兵。
种种现实表明，在脱离治安管理规律的“数字化”体制支配下，严于自律、奉公守法的执法者很可能吃力不讨好，而黑白通吃的“灰色”执法者则可能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在此情景下，守法的执法者为了生存，也只好迈向“劣币驱良币”式的恶性循环。
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判断一个机制好与否、该不该付之实践、要不要大面积实施，不应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彰显决策者的政绩，而应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促使具体实施者自觉地趋向“善”，并从中得到回报；自觉地警惕“恶”，如果行”恶”，将遭受各种巨大的损失。
对照这一基本出发点，谁该为“花钱买嫌犯”的荒唐负最终的责任，也就不言自明了。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