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截至2004年底，我国股民已经超过7200万。这7200万股民需要集体承受的尴尬亦“蔚为壮观”：去年我国ＧＤＰ以9．5％的增长率高开高走，而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的沪深股市，其流通市值却大幅缩减一成有余，至此，四年熊市流通市值整整缩水8000亿。难怪“证券市场如何走出困境”在新华网“两会”热点话题调查中的投票率遥遥领先，资本市场的改革也为众多委员、代表所重点关注。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是每一位投资者都明白的道理，但如今，个股的投资风险却已经彻底升级为整个股市的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需要制度改革加以破解，广大股民寄希望于两会。股民们期待着中国股市能够走出底部，立上千三，并且从此一改低迷。这取决于资本市场一系列难题的解决路径。
股权分置无疑是所有难题中的最难点。股权分置能否破解？解决方案如何设计，又如何选择？2005年能否成为股市的转折年？这些问题都亟待答案。
为此，本报特别邀请美国量子基金创始人之一罗杰斯（Ｊｉｍ Ｒｏｇｅｒｓ），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博导钟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巴曙松，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分析师、董事总经理谢国忠和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37期，就股权分置的解决方案及其宿命进行讨论。
资本市场难题待解
《21世纪》：两会期间，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备受关注。诸位首先来分析一下，我国资本市场的核心问题有哪些？这些问题产生了那些后果？
罗杰斯：中国证券市场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如Ａ股、Ｂ股和Ｈ股的分割，政府持有过多不可流通的股票等。这些都会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尽快将Ａ股Ｂ股合并，让不流通的国有股流通。
钟伟：在我看来，核心问题在于三点，一是上市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低下，不能为投资者提供足够的回报，二是证券业竞争不足，券商之间的竞争，可能还不如银行业的竞争来得充分，最后才是监管层的问题。
这些都是表象。总结起来，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就是一句话：资本在市场上发言，任何定价问题，无论是流通股还是非流通股的定价问题，其实质都是产权问题。其后果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就是券商从技术角度讲已经整体破产，投资者信心接近绝望。
巴曙松：资本市场的两个关键障碍是，第一，中小投资者在特定的制度设计和发展路径下处于特别弱势的地位；第二，市场重构在推进市场创新的同时也蕴含了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放大了投资的风险。
在华尔街的监管理念中，强调的是“保护最小的投资者，就是保护华尔街”，对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来说，保护流通股股东和中小投资者，则是保护整个资本市场的基石所在。在绝大部分国有股、法人股等不能流通的背景下，中国的流通股股东实际上与中小投资者群体具有很大的重合性，除了在一般资本市场上的中小投资者所处的弱势地位外，因为股权分置、因为诉讼制度等法律环境的缺陷、因为监管效率等，使得中国当前的中小投资者尤其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
同时，对资本市场来说，“市场讨厌不确定性”，从目前形势来看，当前制约中国股市的问题至少有几个方面：其一，股权分置问题以何种方式、在何时解决；其二，高风险证券公司的处置进展如何？现有证券公司经营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能否形成一套有效的风险处置机制甚至有序破产机制？其三，除了当前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之外，多层次资本市场会如何推进；其四，新增资金以何种方式进入市场等等。但是较之如何保护中小投资者问题和市场不确定性问题，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才是关键。
华生：中国资本市场处于新兴加转轨时期，因此面临法治环境、诚信建设、公司治理结构、政府管治方式、国有成分过大导致裁判员和运动员职能难以分离等核心问题。当然，我国资本市场另有一个很特殊的核心问题，就是股权的分置，2／3的股票不流通，没有市场价格，只有1／3股票有市场价格，有着最现代化外套的股市却从一开始就植入了计划经济的心脏，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直接的、尖锐的冲突。
谢国忠：华生先生讲的有道理，从更宽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市场力量还不是主导，这首先与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过程有关，另外也与政府的政策重心有关。股市受整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深刻影响，但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却不完善。如果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问题仍然延续，有过高的投资，同时资本回报率又偏低，那么资本市场也不会兴旺起来。
中国的股市价格有很多人为因素，很多国有股价格是被炒高的，上市公司靠股市圈钱，把老百姓引入陷阱，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股权分置：真问题，伪问题？
《21世纪》：在整个资本市场的改革中，股权分置问题可谓难点中的难点，焦点中的焦点。有观点认为，股权分置是难以回避的、深层次的制度缺陷，通过解决股权分置来对流通股“复权”酝酿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契机；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希望通过解决股权分置获得补偿只是美丽的谎言，股权分置只是影响中国股市众多因素中的一种，并且还不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诸位如何看待这种分歧？股权分置到底属于资本市场的“真问题”还是“伪问题”？
巴曙松：股权分置最大的负面冲击，是形成了利益分裂而且对立了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东。在非流通股股东占有绝对的控股地位时，上市公司老总几乎可以永远不必为二级市场股价的波动操心，市场往往沦为融资平台。中国十年证券市场的现实便是如此，伴随着每一轮快速上涨的，都是层出不穷的融资案例，快速扩容到一定程度，市场无法承受后，便快速下跌。正是由于股权分置，才形成了“流通股股东只负责埋单，非流通股股东只负责圈钱”的局面。
一些专家也强调，股权分置可能本身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应当是上市公司的业绩、股市的定位、监管的效率、证券公司经营业绩的改善等等，但是，反问一句：如不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上市公司的业绩能够有效改善吗？证券公司能够形成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吗？监管机构能够以如此有限的监管资源来忙于分配资源并监管大量的违规行为吗？答案显而易见：不可能！
至于有专家强调，目前流通股股东期待从解决股权分置中获得补偿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其理由也是异乎寻常的简单：把流通股股价推高到如此的高位，是投资者自己作出的决策，那么目前挤泡沫过程中的痛苦就要自己独立承担。
这种貌似市场化的看法，实际上蕴涵了对中国股市历史形成过程的不尊重。从中国股市的发展历程看，1996年初在管理层对违规流通的严厉惩戒下，市场开始预期到暂不流通的发起人股份并不同于场内流通股的非流通股，与此同时启动的场外非流通股低价协议转让，使市场开始意识到这两类股已经分裂为两种定价机制、利益驱动完全不同的商品，推动了市场在随后的迅速上扬。显然，是中国股市特定的发展路径形成了当前的流通股含权预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居高不下的股价。2001年推出的国有股减持之所以对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关键是打破了流通股含权的市场预期，股市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显示出封闭Ａ股的危险情状。
钟伟：曙松刚才说的，可以总结为：当股权分置问题浮现时，中国资本市场在旦夕间定价基础已经荡然无存，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股市重心的持续下移就一天不会终结。
是的，解决股权分置并不能解决中国资本市场的全部问题，套用一句俗话：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不是万能的，但不合理解决股权分置是万万不能的。不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权力就会取代资本继续主宰上市公司的命运，市场就是个简单的筹资市；解决了股权分置问题，上市公司才是由资本支配的，市场才是能对企业定价和重组的市场，对这类企业谈治理结构才有意义。
通过解决股权分置，让流通股股东获得补偿并非梦想，这符合“国九条”的思路，也是以前中国一些改革攻坚战中的成功经验。例如房改，实施之初虽然争议颇多，但各级政府本着让利于民的基本出发点，采取了多种经济手段，使得房改最终得以顺利完成。股改不会比房改更触动千家万户的利益，难度也不会更大，但为什么股权分置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当然是关系到广大投资者和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命运的真问题，如果有人论证出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我只能无话可说，叹为观止。
华生：很显然，股权分置是资本市场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但是对我们构造健全的资本市场而言，却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说它是第一位的障碍。
因为市场经济以产权清晰界定为前提条件，产权界定清楚了，市场经济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如果产权界定不清楚，市场经济运行和效率就会出大问题。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换是最先进的、最电子化的，交换直接表现显示为符号的变化，所以，它在市场上是最发达的。但是，资本市场的产权界定却是最不清楚的。到底是同股同权？还是不同股同权？没有任何人来回答这个问题。政策上一会儿推行同股同权，一会儿又似乎主张同股异权。
谢国忠：股权分置是一把悬在政府头上的刀，不可能不让它掉下来。
钟伟：修正一下，与其说“股权分置是一把悬在政府头上的刀”，还不如说是悬在股民头上的刀，对于已入市的投资者，这把刀落下来时，除了闭上眼睛别无选择。
谢国忠：不过目前股权分置有炒作的意味，主要是炒家们想把股价炒上去，给老百姓一种幻觉。在我看来，今天搞全流通和五年后搞全流通没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的股权分置问题中更主要的是，为什么国有资产往往莫明其妙地流失，它到底流到哪去了？流失的法人股是否属合法？
破解股权分置的集体智慧
《21世纪》：在股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有关今年甚至上半年解决股权分置的消息风生水起，那么，股权分置解决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目前流行的几种方案，其优点与缺陷在哪里？
罗杰斯：克服这种阵痛吧！无论如何，股权分置都是中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他国家的市场也曾有过不能交易的股票，一旦卖掉这些股票之后，市场就会上升。中国越快地对外开放市场，结果就能够越好。
华生：解决的条件已经具备了，而且不是今天才具备的。2001年政府就提出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问题，管理层提出向社会征集方案，那个时候条件就成熟了，只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原因，以及背后复杂的利益纷争，才使得各方意见分歧很大，才拖了三年。结果各方面特别是社会公众股东付出了惨重代价，也才有了一定共识。
大家基本都认识到要从市场化的分散决策的方法着手解决问题，但这条思路本身，目前在一些关键性的细节和方案制定上，都还不完备或者存在重大的缺陷。
现在所有的方案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集中决策的，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意志，在征集的方案中这样的方案占99％。经过这几年的实践证明，这样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另外一类就是市场化分散决策的方法。这类讨论还非常初步，目前可以操作的方案还非常少。
现在比较成型的，就是分类表决的方案，另外，我前一阵提出的用认沽权的办法也是一个选择。分类表决的方案，优点是起步的风险很小，最容易被具有不同想法的人所接受。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决定任何东西，就让大家去谈。它的缺点就在于，在一些关键的环节上，存在一些问题还没有回答或很难回答。魔鬼往往就在细节之中，我们千万不可疏忽。
巴曙松：在流通股股东分类表决制度推出之后，加上一系列方案上的准备，我觉得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条件基本具备。
从大的法律法规环境看，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目前的一些解决方案中，有不少是试图以计划的、统一的框架强行推行到1300多家上市公司的方案，此前公开征集的数千种方案，基本上是在这种计划的框架下寻求解决办法，华生刚才说99％都是这样的东西，其致命缺陷在于忽视不同上市公司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完全计划化的方法基本不可行。
解决方案的设计必须要有理论的合理性和逻辑性。目前有不少中小投资者认同的所谓历史追溯方案，能够赢得中小投资者的一厢情愿的掌声，但是并不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反而坑害了流通股股东自身。
目前强调的分类表决、分散决策的方案，是认同程度最高的方案，但是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操作性，例如，中小投资者和流通股股东如何以便捷的方式参与投票？如何界定有效的投票有效的边界？在方案表决过程中如何防范由此可能导致的市场波动？如何防范其中可能出现的非流通股股东与大的流通股股东勾结？如何防范解决过程拖延时间过长？这些都是操作性的、但是却直接影响到股权分置改革成败的重要问题。
华生教授提出的认沽权证颇有新意，理论严密，在理论前提上，这种操作思路假定推进改革时的股价对于流通股股东是基本合理的，利益是基本保障的，但是实际上流通股股东的期望可能更高，另外这种方案同样也可能存在投机的可能，例如一些庄股可以炒高流通股价格来向公司获得更多的补偿。
钟伟：曙松和华生的总结已经很清晰了，目前林林总总的方案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寻求的宏观的、整体的、自上而下的一剂药方。关于整体减持方案，现在仍然有不少支持者。
我以为整体的、自上而下的方案之所以不再有任何前途，核心困难在于两点。
一是这些方案大多涉及上市公司净资产形成过程的历史追溯，非流通和流通股的平均持股成本追溯。有一句哲言说，所有的历史都是虚假的，除了历史这个名称本身；所有的小说都是真实的，除了小说这个名称本身。极为分散的流通股股东不可能具备进行上述追溯的任何能力。
二是这些方案毫无例外地是不能试错的，都只能借助条例、决议之类的文件来实施，数千家上市公司只有遵行不悖，因此其后果必然造成证券市场的巨大振荡。
另一类是分散的，微观的，自下而上的灵活办法，此类方案，也许可以概括为：分类表决、分散决策、逐步试点，稳健推进。
总结这类方案的难点，之一在于分类表决的实施，由于非流通股相对集中，流通股极其分散，要后者形成广泛的有效的表决机制，过程冗长且花费昂贵，即便由政府出资来实施分类表决也困难不小，这在“以股抵债”的试点中已经充分暴露，流通股东投票率竟然只有4％！此外，谁来对分类表决机制的实施买单？政府？大股东还是其它？之二在于分散决策方案非常依赖于独立第三方和司法介入，因为非流通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冲突极有可能最终会诉讼到法院，这需要各级国资委必须将行使国有股股东权力的“代表”落实到可成为诉讼主体的人或者特定机构，考虑到此类诉讼量大且案情雷同，这也需要司法体系引入集体诉讼机制，完成这两点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之三在于如何解决新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问题相当困难，一刀切采取新股权流通对现有市场无疑是灭顶之灾。
谢国忠：我的观点与以上几位有很大不同。我认为，目前股权分置的条件并没有具备，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要做重大的改革还不可能。股权分置问题和中国银行改革相比还是小事。事实上，如果国有股都在政府手中，为什么还要流通？
政府应该先反腐败，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有人提出要把国有股通过一定的定价方式，配给市场投资者，这种观点我也不赞同。因为这是全民的资产，应该由全体公民共同拥有。至于非流通股流通后的价格问题，应该由市场来确定。现在有种种对定价有不同的理解，但其中不少属炒作，是为一小部分人谋利的。对于非流通股进入市场后造成的股价波动，其实投资者买这些股票当初就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股市就是股市，不存在价格保证。
钟伟：股市的确是股市，我想提醒一句，你刚刚在说，上市公司靠股市圈钱，把老百姓引入陷阱，那么设置这种陷阱者要不要对此负历史责任？你刚刚也才说，今天搞全流通和五年后搞全流通没有什么不一样，而你现在则认为解决股权分置的时机不成熟，是否暗示全流通可以随时启动而股权分置应该搁置？你刚刚还在说当年中国投资者购买这些股票应该有心理准备，是否暗示，其实中国上市公司募股说明书中，不将国有股将来有可能流通这一问题清晰明确地告知投资者，并不构成任何意义上的重大风险信息披露的疏漏？
最优方案选择
《21世纪》：在目前已经有的多种方案中，诸位认为哪一种方案更优？
巴曙松：我认为最优的方案，就是最早推出的方案。这个问题解决的时间拖延得越长，对于流通股股东越不利。实际上，Ａ股从市净率4倍以上到今天降到2倍左右，拖延下去可能就会变为1倍了，这实际上就是所谓自然接轨了，无需专门解决什么股权分置问题了。或许有人说市场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如果以拖延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代价可能会更大，这是个“或生存，或死亡”的问题。
如果真的是坚持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同股同权的话，那么，实际上现在的市场还没有跌到“自然接轨之底”，目前还是在一系列政策维持下寻求“政策之底”的过程。“自然接轨之底”在什么地方？在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自然接轨的价位，香港市场上的Ｈ股就是一个标尺之一。目前的所谓“政策之底”能够维持吗？显然不可能。
在目前指数存在一定失真的情况下，简单的整数点位等实际上只具有心理底部的作用。即便在目前的低位上，我仍然认为还有两个事实上的“政策之底”。
第一个“政策之底”，就是当前的市场低迷是否会导致大面积的证券公司退出和经营失败。如果将证券公司的不同类型的二级市场投资的头寸乘以市场下跌幅度，再与其净资产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证券公司的剩余的风险承担能力几乎枯竭。如果下跌到130家证券公司中有100家经营失败，可能不是容易被各方接受的水平，那这个水平实际上就是第一个“政策之底”。
市场如果继续往下，实际上还有第二个“政策之底”，流通股股价与非流通股自然接轨，实际上就是Ａ股向Ｈ股看齐，那么由此带来的成本实际上都必须由流通股股东来独立承担了。实际上，目前股权分置问题拖延越久，市场下跌越持续，流通股承担的成本就越多。
谢国忠：我认为可考虑“先流动，后套现”的方式，成立一个全民共有的基金，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这个基金应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吸引国内外先进的管理者进行管理，使国有股可以在市场上完全流通，其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但公民拥有的基金股票在限定期限内不许上市套现。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股权分置的有效性。如果国家只是先允许这些股票流通，但不允许其变现，那么好的股票会涨，差的股票会降，最终形成平衡。而股份的增加将使得未来股市不像现在这样这么容易被操纵，从长远看，对中国股市是有利的。
华生：市场现在有个共识，就是集中化的、主观决策的方案肯定是不行的，市场化、分散决策的方向是大多数人比较倾向的。但市场化的方案本身就很少，除了分类表决方案以外，我建议采用认沽权的方案。
由于市场不能也不应承受全流通改革的风险，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闭门造车，随意创新和试错，而应该引进现代证券市场已经成熟、被实践反复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金融工具或手段，为我所用。保证流通股股东在全流通之前的利益在之后也不受损，证券市场成熟的工具是认沽权证，即给每一股流通股股东发一个锁定价格的认沽权证，当全流通后的价格低于锁定价格时，其差价就是认沽权证的价值，这样，无论全流通后的股价跌与不跌，跌到哪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总是毫发无损。流通股股东有了保护价，市场就有了底，只有升的可能，没有跌的空间，改革就可大步推进。
采用可换股的认沽权证的好处是保证改革在牛市中进行，同时锁定了风险。股市全可流通改造的最大问题是事前人们包括政府无法准确估价市场反应和风险。因此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股东很难在事前就利益分割达成一致。锁定价格的认沽权证保证了流通股股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旱涝保收。而非流通股股东也不必无法律依据地被迫自己掏腰包。如果估值合理的优质企业在全可流通后股价不下跌或只有轻微下跌，原非流通股的股权将不被或很少稀释。一个公司原非流通股即发起人股股份被稀释的程度，完全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质量和全流通后市场价格的定位。这种由市场来决定每一只Ａ股究竟含多少权的办法就非常公平合理。承认Ａ股含权，要靠权证市场。没有权证市场，我们就很难把Ａ股含多少权的“权”分离出来。而只有用市场化的权证市场，结果才没有争议。
钟伟：华生看好的可换股认沽权证方案，我充满疑虑，细节就不展开了，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从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中撇出一块拍卖变现，作为股权分置过程中流通股股东的补偿基金，补偿额以实施减持方案前后流通股股价的下跌金额乘以持股量，这样可能比认沽权证更简便易行，但这样的补偿基金有可能吗？恐怕知易行难。曙松也许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在目前就解决股权分置呈牛皮糖胶着的状态下，解决股权分置仍然有可能议而不决，那么两个“政策底”都有可能不幸出现，谢国忠的方案，就是港府解决股市保卫战“后遗症”的方案。解决股权分置没有最优方案，只有诸害相权择其轻的方案，我比较悲观，也许等流通股股东的“含权量”蒸发殆尽，自然接轨那一天，才是以最悲剧化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一天。
股权分置的宿命
《21世纪》：股权分置解决路径如何影响行情？股权分置的宿命如何？
罗杰斯：谈到行情，我首先声明一点，最近有中国媒体刊登关于“罗杰斯先生今年1月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时明确指出中国Ａ股底部已经出现，中国Ａ股将掀起牛市第一波”的报道是错误的。我最近没有接受任何中国的电视台采访，也没有发表任何关于中国Ａ股将掀起牛市第一波的言论。有关媒体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情况下，向广大投资者传达了完全错误的信息，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我认为，有关部门尽量简化股权的结构，以便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如果政府尽快将国有股问题解决，让股价有所摊薄，解决方案对投资者有所激励，投资者会才会真正有所收获。
华生：股权分置对行情的影响完全取决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改革路径。如果采用分类表决的路径，可能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对行情的影响比较复杂，现在还不太好预测。如果久拖不决，甚至陷入双方对峙的僵局，市场预期就比较差。正因为如此，我推荐认沽权的方法，它决策的责任比较大，但实施起来时间比较短，风险比较小，对股市的改造，也是根本性的。
如果我们迟迟不能推出方案，或者是推出的方案做不下去，可能还要再经过三年左右的熊市，最后自然接轨。当然，这样投资者和国家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巴曙松：如果不是含权的股权分置解决预期的维持，目前的流通股股价肯定还会有一个大幅向下的区间，尽管这种含权预期还比较含糊，含权多少、如何含权还摇摆不定，但是只要含权这个理念确定，就有利于稳定市场。
从实际的中国股市波动轨迹看，市场下跌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流通Ａ股含权量的急剧下降。2004年底的所谓本土定价权丧失的争论，实际上争论的是Ａ股究竟是区别于香港Ｈ股的含权股票，还是与其一样的股票。当时包含新股询价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导向，事实上指向是同股同权的，所以才导致市场的大幅下滑。
谢国忠：但是，我也要提醒，不要以为股票不流通会对股价形成支撑，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国际市场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如果大家都知道一个大股东要卖某只股票，大家都不敢把这个股票卖掉，这种心理状态反而把股价压低，反而是这个大股东把股票卖后，股票价格上升。所以政府也不要以为股票流通数多了，股价会跌。如果政府把股市透明度提高了，打击那些骗钱的行为，股市就会上升。
现在有点理解误区，以为市场上供应的股票少了，价格就会上去，其实不然。股票与公司的业绩有关，公司业绩好，股价自然会上升，回报率低的股票就会下降。单纯的技术行为只是在很短的短期才起作用，从长期看是没有用的。今后一些新的ＩＰＯ可以在海内外同时上市，而且同股同价，不仅如此，股价间还可以互相流通，这样可以提高市场的效率。
类似中国金融改革，总是在谈技术问题，但是我认为中国应该多谈一些原则问题。比如如何提高资本分配的效益，这是大的原则，让市场行为占主导地位。政府应该只是作为一个裁判，政府行为应该是把市场透明度提高。做到了这一点，股市可能每天都会有所波动，但长期看还是会涨的。
第二个大的原则是，国家应该把老百姓的财富放在第一位，政府是托管人，应该想办法如何还富于民。中国要实现市场经济，就要通过这种方式还富于民。
“改革年”能否成为股市的拐点
《21世纪》：2005年是中央政府定位的“改革年”，资本市场的改革也被寄予了厚望，那么，今年能否成为股市的拐点？与股权分置并行的改革还有哪些？
罗杰斯：我认为，目前中国证券市场还需要做的是，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接纳海外投资者。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最重要的目标首先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只有一个开放的市场才能保持整个市场的活跃与生命力。从长期看，我仍然看好中国未来5到10年的发展前景。
华生：今年成为改革的转折年具有非常大的可能性，业界、学界和政府都形成了基本共识。目前的主要矛盾在于股权分置。其他方面的工作，都很重要，监管当局也一直在做，包括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诚信的要求与监管等，这些都是长期性的制度建设，一百年后还会有。就像美国一样，还有违规，还要治理。这是永远做不完的。而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则是当前突出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突破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就都会有质的飞跃，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国民经济全局，都有重要意义。
谢国忠：目前最有希望的就是先把股市上的投机取巧的问题解决掉，还富于民，使人民的消费基础扩大，中国经济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就业提高，从而为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基础。
2005年中国股市要搞好，应该以融资的效益为基础，而不是看价格水平。股市本来应该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但现在中国股市的发展却成为社会发展的负担，这是个悲剧。今年中国的股市改革不能着眼于小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应该从发挥其经济增长的工具职能、保护老百姓的财富这两个角度出发制定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把股市搞好。
巴曙松：2005年必然会成为中国股市的转折之年，这个转折，主要就是指以“国九条“的实施为标志，2005年进入第二个年度，一个新的市场框架会初步确立，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会成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重大进展。无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会引发多少市场波动，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都是无法回避的。战略性地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蕴涵着中国股市大发展的契机，如果说2005年是中国股市的转折之年的话，那么，其中标志性的转折点，就应当是股权分置问题的着手解决。
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只是解决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后还可能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全流通的市场上，控制权的争夺会更为激烈，大股东可能会用更少的资金享有更大的支配力，因此，要及早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以及信息披露制度，完善控制权转让市场。
中国股市已经辜负了很多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祝福与期望，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钟伟：我没有各位那么乐观。2005年不会成为中国股市的转折年，决策层对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在年内难有什么根本性的突破，与其如此，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做好证券市场的善后工作，例如为了避免投资者信心的崩溃，在这方面仅仅依赖把原来的市场平准基金转换为投资者补偿基金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央行和证监会就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予以更多的实际注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避免证券市场上的机构，尤其是券商的倒闭浪潮，使其能进入有序的接管、兼并乃至破产机制，在这方面央行和证监会联手做好紧急救助预案是必要的。
（本报记者陈宜飚参与访谈，实习生戴志勇参与整理）
（独家网络支持单位：搜狐网。21世纪圆桌论坛网上链接：ｈｔｔ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ｏｈｕ．ｃｏｍ／7／0703／15／ｃｏｌｕｍｎ221001584．ｓｈｔｍｌ）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