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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发表了中国房地产的“无泡沫论”；而另一位“首席经济学家”高小勇则更厉害，他发表的是中国贫富差距的“感情泡沫论”，认为这种差距被人的感情夸大了。而其质疑的对象则是那些“标榜良心”的专家。
近日，《国际先驱导报》“首席经济学家”高小勇先生又发感慨了，感慨的题目是《中国贫富差距有没有被感情夸大》，文章拿印度作比较对象，得出的结论当然是的确被“感情夸大”了；但几乎是同时，《经济》杂志却发表了周阳先生的文章《中国贫富差距为何反而急剧拉大?》。该文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正好等于反诘了高先生的“感情夸大论”。这样一来，高先生这次的“感慨”便似乎有些尴尬了。而关心贫富现象的人们也不禁要问，同为部级媒体刊登的文章，论述的几乎也是同一件事，到底是高小勇的“感慨”有准星还是周阳的“诤言”识时务呢？
众所周知，周阳先生的文章论证的是当今的“社会共识”，只不过提供了更翔实的证据罢了；但高先生“高屋建瓴”，感慨出一番贫富差距的“感情泡沫”，到底是想说什么呢？是让政府不必居安思危呢，还是让我等百姓“知足常乐”？
首先，之所以说高先生的文章是“感慨”，是因为其文不仅“羞羞答答”，出现了“多讲很得罪人，我只说个最新事实就闭嘴”之类的“识趣儿”话，而且是只把中国和印度的贫富悬殊程度作了些简单类比，便做出了“中国贫富悬殊被感情夸大”的“暗示”，实在也只能够得上“感慨”的层次。而之所以说“又”发感慨，却是因为高先生之前曾发表过《贞洁旗帜孤独飘 细说“吴敬琏忧患”》一文，在其中便是开始“羞羞答答”地夸吴老的“贞洁”，然后便来个“图穷匕见”，认为吴敬琏虽有高风亮节，但没能像牛顿、迪卡尔一样创造出“知识”，所以84年以来，“影响大多是负面的”。
可以看到，高先生的两篇文章用的都是“春秋笔法”，发的都是超级“感慨”，并不像是什么“首席经济学家”的严谨作品，所以拜读过后，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许，这便是有过逃税记录的“经济学大师”张无常先生夸赞过的“经济散文”吧。
而且，在我的记忆里，高先生似乎是什么《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还是什么会赚钱的“点子大王”？（参看每日商报《高小勇：经济学家如何发现商机》）怎么如今又成了国际先驱报的“首席经济学家”了呢？莫不成是那家“消息报”没什么消息可报才毅然转行了……
笔者妄猜，但愿《经济学消息报》还存在吧。否则，曾赞助过这家报纸的林毅夫先生岂不失望？当然，“出身军旅，曾是文学青年，不但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更非经济学科班出身”的高先生，能得到林先生当年的赏识支持，至少也能说明高先生实属有志青年。这一点，是断然不会错的。前些日子对吴敬琏“无知”的感慨和本次对中国贫富悬殊问题的高论便是明证—— 一个是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一个是国人最为关切的贫富差别现象，高先生“谈论”的志向显然依旧高远。
但是，高远归高远，却请不要总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还是观点明确些好，否则老百姓怎能好好“领会”，除非高先生的话只想给某些“特权阶层”听。
比如，谈论吴老“无知”，贡献“大多负面”，因而难以“不朽”的事吧，虽含有“恨铁不成钢”的慨叹，但面对向来喜欢直爽的吴老，直说多好，也能显出后生可畏的无畏，却偏偏要在前面长篇大论，大夸吴老的品格如何高洁，如何让人钦佩；再比如这次的文章吧，高先生大可和周阳论证“中国贫富差距急剧拉开”一样列举数据和事实，直接论证中国的贫富悬殊并不大，对“和谐社会”没威胁便可，可高先生偏偏觉得这样不够高明，硬是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的一段“罗嗦得让人不敢恭维”（高自语）的话捧出来，说“他的判断我是击掌叫好的。我觉得他确实是高人，比国内知道‘什么问题重要’”。
难道这样一来，便显得高明么？因为地球人都知道高先生认识“诺贝尔”多，孤陋寡闻如我，也知道高先生的那段名言的——“可能我是中国认识全世界经济学家最多的人了，别的不说，就是当年采访美国12位‘诺贝尔’，就足以让别人羡慕了。”
但是，高先生要是拿“诺贝尔”什么的来贬低中国人或者中国的经济学家就不对了。“比国内知道‘什么问题重要”？难道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对中国经济的判断超越了所有国人，高明过所有国内经济学家？这个有点当年“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样的耳熟的论调，大抵也是有点“崇洋媚外”的嫌疑吧？莫非“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到了高先生这里，就变成“外来的和尚都高明”了？
在我看来，至少周阳文中引述的樊纲先生的观点便是有些高明的。他说：“中国社会目前尚能承受较高的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这给了民众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但这种预期要求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十年不能发生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或者失误。”如此，我想在樊纲眼里，目前我国贫富差距给政府的压力已经够大了，因为十年内没有重大调整和失误，岂是说一句话那么简单？
当然，樊纲说的并不够。因为在我看来，其实国人能承受较高的收入差距的理由还有一个国民性问题，那便是中国人历来奉行“和为贵”、“忍为高”的生存哲学！
但无论如何，善于和印度比较的高先生显然是不会考虑上述理由的，他还是觉得“诺贝尔们”更高明，还是“比国内知道‘什么问题重要’”！
高先生这样“执著”，樊纲自然无话可说，我更是几欲搁笔。但我想来喜欢为他人着想，所以我便想，看到高先生大作后，当年提拔过高小勇的林毅夫先生是否会苦笑呢？因为林先生虽然尊为经济学大家，但也只是中国台湾那边来的人，而且好象还没得到诺贝尔什么奖呢？如此，除非在高先生眼里，台湾不是中国的，否则，便有对林先生不敬之嫌了。
当然，敬不敬林先生也不是大事，吴敬琏都属“无知”，对林毅夫有偶尔的不敬也可以理解。但高先生拿出印度当旁证却是大大的不该了。因为一来这是人家的事，印度底层人民就是再苦再难，只要人家不造反，印度大可保持“和谐”，全不关中国人的死活；二来据笔者了解，这印度好象是个“种姓社会”，从“贱民社会”走出来也时日无多，天生便是教派林立，便有“婆罗门”、“撒帝利”、“吠舍”等等人群分级的传统，莫非高先生觉得那里的贫富悬殊比中国大，中国便足以自傲，可以不顾基尼系数，继续漠视贫富差距的扩大趋势？中国政府也便可以揣摩着“印度的感情”，高枕无忧？
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样的想法到底是幼稚呢还是愚蠢？我只知道，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至少没认同高先生的“高见”。近年来，中央提倡的“加强执政能力、加大反腐力度、清欠民工工资、建立社保体系、建设和谐社会”等，都说明党中央对国内腐败、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震荡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
当此之时，高先生搬出印度来证明我们的“清白”，有什么意义么？是要告诉中央不必“杞人忧天”呢，还是告诉学界不必“大惊小怪”，抑或，是要告诉国人应该“知足常乐”？
当然，高先生的“不夸大论”确实是有市场的，近日大师厉以宁先生便再发宏论，指出“中国房地产不存在泡沫”，不也是在间接批驳一些人的“被感情夸大”的“房地产泡沫论”么？
不同的是，厉先生虽频发高论，但大多“直抒胸臆”，我等看了觉得一目了然。而高先生的话深藏不露，琢磨起来可就有些费劲了。比如文中这句，“即使收入差别过大是事实，增加就业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而增加就业要尊重市场和企业家。事实上，从解决就业，解决收入差别的效率上看，行政办法远不如被我们许多专家谴责的“血汗工厂”作用大。”言外之意，是否就是说高先生宁愿选择“血汗工厂”而不要必要的行政干预了？再比如被高先生反复提及的这句，“好些专家的良心让我感动，但我觉得他们的本职应该是贡献有关事实和事实之间关系的确切知识。如果只说良心，我看不出专家与普通人有多大不同。”言外之意，是否便是讲那些“有良心”的专家水平不够？这些被高先生反复质疑的专家是谁呢？高先生没说，我们便也只好瞎猜了……
总之，或许是高人总喜欢“神龙见首不见尾”吧，我等凡俗之辈领会起来总有些累。所以在此我也就不在多说了。
但高先生还做了一件事，让我等爱“被感情夸大”的人难免耿耿于怀。
这里，且不说高先生说自己见过的经济学家“最多”是否属实，单就说这次文章中说自己写过的《印度：中国独舞的终结者？》的事吧。
本来，看到高先生的文章提到“独舞”、“终结者”这样煽情的文字后，我是想拜读的，但我在google、baidu上搜索了几遍，发现的却是这样的字样：“《经济学消息报》头版刊登了度善野南的《印度:中国独舞的终结者》”。反复搜索之下，依然如此，而并非高先生说的“新华社的一家媒体”。因为孤陋寡闻如我，却也在新华社里混了几年，还确乎没听说过新华社有个“经济学消息报”，而如今的新华网上媒体栏中也好象没这家报纸；而且，作者是度善野南，也确乎不是高小勇。
当然，可以是笔名，但高先生自己当总编的报纸上刊登文章，为何要用这样一个怪怪的笔名呢？我也是左思右想，莫名其妙。莫非是在避嫌？如此，为何现在又承认作者是自己？或者，莫非是觉得外国名字更能吸引读者？更有说服力？
这且不论，但高先生后来又说“文章发表后被到处转载，那家媒体老总让人电话对我表示感谢，说文章让他们在北京的零售量大增。”等等，却着实让人听了汗颜得很。笔者就在媒体圈尤其是经济类媒体里厮混，怎么就没听说过这篇“大作”呢？还至于能让“销量大增”？况且，明明是自己做“总编”的报纸，却偏偏说是新华社的某媒体！这“高枝儿”攀得是否离谱了一点？既然能做《国际先驱导报》这个新华社办的报纸的“首席经济学家”，何不就在这家报纸发表？
当然，高先生或许有自己的苦衷或者理由。但一会儿“经济学消息报”，一会儿“国际先驱导报”，一会儿又是“新华社某媒体”，一会儿高小勇，一会儿又是度善野难……除了说明高先生确乎是个“长袖善舞”之人，我们还能看出什么呢？
事实上，我猜得没错。高先生确实是“长袖善舞”之人。比如，看了每日商报的《高小勇：经济学家如何发现商机》一文，你就会深刻体会到高先生的长袖善舞！他竟然能“利用知识看清大的趋势，从‘颜色经济学’中赚到钱”！这种功夫，便是一般经济学家所欠缺的了！但从文章看，高先生却真是这样一位“世外高人”——君不见“一个模式，农行增加了存款，高小勇赚到了钱，客户得到了服务，而外语老师挣到了外快，一举四得”的快意报道么？有无水分先莫论，但看完全文后，你却不能不叹服高先生的神奇！
报人做到“总编”，经济学家做到“睥睨吴敬琏”、商人做到“点石成金”，高先生的确可谓“高人”了！
也难怪高先生“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交往的都是“诺贝尔奖得主”、 “国务院研究室”成员、企业家以及“媒体老总”了。
或许，也正因如此，高先生才敢质疑《郎咸平们的公平》,并义正词严地质问：“什么叫‘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亢奋信口、狂言邀名就算经济学家？不跟你玩就是失语？懒得理你是种节约？……”言之咄咄，气势之盛，已经足以让“老郎”等经济学家哑口，甚至让媒体“失语”了！——“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不是媒体喊出来的么？凭什么如此断言？“我们”不过是“不跟你玩”“懒得理你”而已！
厉害！真的厉害！看着我都觉出了自己的战栗！
有鉴于此，我便不得不说，此文若能发表，若有反响，也但愿高主编、高经济学家“懒得理我”吧。否则，像我这样比吴敬琏先生更“无知”，比樊纲、周阳先生更不了解基尼系数大于4.5的意义，也贡献不出“有关事实和事实之间关系的确切知识”的愚人，便更无权谈什么“贫富悬殊”了。理我？不是夸大了“感情”？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声明，关于贫富悬殊，我确信它也是会被“感情夸大”的，因为我们都是人，都有感情，实在无法像高先生一样，修炼到“懒得理你”的超脱境界！而且，我还隐约记得，有位爱思考的“小人物”章先生，曾在看过高先生的“吴敬琏忧患”一文后，说过“没有道德的经济学等于骗术”的话。对此，我也要借高先生的话，说一声：“他的判断我是击掌叫好的。我觉得他确实是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