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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章轲发自北京
柯达公司首席行政官、高级副总裁白嘉理（CharlesS.Brown）掌管全公司的行政业务以及除美国本土以外所有区域的业务，但他对中国却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我的儿媳是中国人。”白嘉理颇为骄傲地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一年半前，我和太太为他们举办了婚礼。这一年多来，我们从儿媳身上了解到了更多的中国文化。”
“比方说，她（儿媳）的母亲就经常谆谆教导她，要照顾好自己的丈夫，要尊重自己的长辈。”白嘉理说：“她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出色了！”
在柯达公司服务32年的白嘉理于去年6月升任首席行政官（CAO）一职，负责健康、安全、环保、人力资源、保安、信息安全和法律等事务。
“作为一家跨国公司及世界影像行业的领导者，柯达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致力保护和改善环境，以保障员工、客户及邻居的健康和安全。”白嘉理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任何一个企业都是社会的一分子，都应当自觉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
3月3日，首次以CAO身份访华的白嘉理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先污染，后治理”行不通
《第一财经日报》：就在上个月，一场由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发起的“环保风暴”刚刚收尾。人们在看到一些“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也注意到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存在着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这样一种怪现象。比如在环保方面，一些企业无视环保法律法规，超标排污，屡查屡犯，宁愿被罚款，也不达标排放。这种怪现象在美国的企业中是否存在？
白嘉理：这种现象在美国也是有的。无视环保法律法规的情况在一些小的公司存在，但是像柯达这样的大公司，对于环保、健康和安全都是非常重视的。比如，我们曾设立一个目标，让全球所有的生产厂家都能够获得ISO14001环保体系的认证，几年前我们就已经达到了这一目标。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一些企业领导甚至是地方官员目前存在着发展重于一切的思想，“先污染，后治理”，将健康和安全放在一边。你如何看待“先污染，后治理”这种发展模式？
白嘉理：国家规定的环保、健康和安全等法律法规，是基于国家永续发展的长期思考，任何企业必须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原则。可能与其他的公司不同，我们历来要求自己，不是仅仅达到环保、健康和安全法律法规的最低要求，而是为自己设立更高的目标。因为，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可以保证我们在任何时候达标，对公司的业务发展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那些牺牲环境、只注重眼前利益的企业，将会陷入“先污染，后治理”的被动处境，受到加倍的惩罚。一旦人们了解到这个企业的产品是以牺牲环境、危害环境为代价的，人们绝不会愿意成为破坏环境的共谋，一定不会做这种产品的忠实客户。
要让违规企业感觉到“痛”
《第一财经日报》：你能否介绍一下，在美国，如果企业违反了环保、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处罚？
白嘉理：美国在环保、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是相当完备的，作为一名CAO，我本人对这些法律法规从总体上是有相当多的了解的，包括联邦层面的法律法规，也包括各个州的相关法律法规。以环保为例，在美国，环保方面的最高机构是国家环保总署，负责制定联邦层面的环保法律，各州在制定本州的法律法规时，要以联邦的法规为基础，其标准只能比联邦法设定的基准更高，而不能低于这个标准。而在州下面的各个市，他们也会制定更加详细的法规，包括固体、液体及气体排放的标准，以及在员工人身安全方面的相关标准。
在美国，如果有企业触犯环保、健康和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就会受到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其他层面的处罚。比如环保方面，立法由美国环保总署负责，执法最终是通过司法部来操作的。而处罚的对象，不仅是这个公司，还包括负责这一项目的相关责任人。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一些企业之所以无视有关环保、健康和安全的法律法规，归根结底，是由于处罚力度太弱。比如，再大的工程违反了《环境保护法》，最高罚款也就是20万元。这对于动辄数十亿、上百亿元投资的项目来说，实在是九牛一毛。在美国，如果一个企业超标排污了，处罚的力度有多大？处罚的金额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白嘉理：你提到的对违规企业的罚款数额，在我看来，实在是少得让人难以理解，这是很难起到太大作用的。
在美国，对违规企业的处罚，罚金从几十万美元到几百万美元不等，视不同的情况而定，这样的处罚力度是可以让企业感觉到“痛”的；而另一方面，美国所制定的环保、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其目的不仅仅是罚钱，同时也是为了让那些违规的企业难堪。比如在环保方面，美国政府就规定，所有的公司每年都要将其化学品的排放情况上报到国家环保总署，环保总署通过其网站对社会进行公布。这样，那些环保做得不好的公司，在公众中的声誉和品牌形象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他们要保住自己的声誉和品牌，就一定要去减少其化学品的排放量。
守法企业的“投入设计”
《第一财经日报》：以柯达公司为例，你能否介绍一下，柯达每年在环保、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投入比例，在具体的资金分配上又是如何安排的？
白嘉理：我们每年都会在这些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实际上，这是我们整体投资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与整体的投资行为相隔离的。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投资厦门海沧生产基地时，就专门有一部分投资是用于环保、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另外，我们在进行新产品开发时，我们也会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考虑进去。比如，在开发一次性相机产品时，就考虑到要能够多次循环使用的问题，这从经济角度来看，也是非常划算的。
如果问柯达公司，公司投入环保经费的比例有多大，我的回答是：这个比例很重要吗?我们的原则是：如果保护环境需要，再多的钱应该也投入下去。环保设备的运行、专业人员的工资、废弃物的处理、员工的培训和环境管理体系的审核监测，都需要费用。但是，当一个企业把保护环境视作自己的责任，那么这类费用就是企业经营管理成本不可或缺的部分。
柯达曾在汕头将原废水处理厂改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废水处理厂，从工厂排出的废水在这里经过银回收和综合处理后，再向外排放。经过处理的水完全达到国家最高的质量标准。仅改造建设这家废水处理厂并添置世界一流的设备，就投入了200多万美元，占柯达在汕头投资总额的一大部分。柯达原本可以有另一个选择，不用花多少钱，对原来的处理厂稍加改造，也能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做一个当地的好邻居”是柯达在全球投资的一个重要的理念。要当“好邻居”，就不能因为自己的存在而破坏当地的环境。不仅如此，还要通过自己的示范带动作用，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
《第一财经日报》：在柯达公司，推行环保、健康和安全实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业务架构？
白嘉理：我们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并应用非常有经验的专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来管理公司的这些工作，整个公司实行自上而上的垂直管理体系，每一个分公司、工厂，都有专门负责环保、健康和安全的专业人员，以确保我们在全球各地都按照最高的环保标准进行生产运营。比如，在亚太区，就有一个叫陈人杰的博士负责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我们设在上海浦东的电子公司专门设置了“健康、安全、环境部经理”这一职位，从事这项工作的是一名中方员工，负责全厂的员工健康、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工作。我们每隔五年就设立整个公司的“五年环保目标”，全球的工厂都参与其中。
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有完整的管理体系加以保证，柯达公司所有生产企业都通过了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除了每年公司内部的审核和接受有资格的认证机构的审核外，公司总部还对各企业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核。对发现的问题，必须在规定期限之内整改关闭，整改计划列入公司绩效考核指标。柯达在中国的工厂，在外部审核中，审核机构几乎没有提出过需要改造项目的报告，他们的评价是：“这么多年来，在我们审核的企业中，柯达公司是最好的。”
《第一财经日报》：随着“和谐社会”这一新的执政理念的提出，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循环经济逐渐成为共识，中国社会各界对企业在环保、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柯达在中国有何新的打算，对中国企业有何建议？
白嘉理：当今社会，各个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活动，都在强调以人为本。一个以人为本的企业，如果只是说尊重自己的员工，只是重视和保护自己的员工，而忽视环境保护，危害人类生存的环境，那么所谓的“以人为本”只能是伪善的欺世盗名，到头来也必然会受到自己员工唾弃。柯达不仅要求自己遵守环保、健康和安全的法律法规，还要求与之有关的企业也做到这些。我们将环境保护内容列为选择和决定供应商的重要条件，对于承接直接与环境保护相关业务的承包商，公司将竭尽全力给予技术支持，但同时也定期对他们进行环境管理的审核，审核结果对于继续合作有一票否决权。
人物档案
白嘉理于1973年开始了他在柯达公司的职业生涯。他在柯达担任过的职位有制造研究和工程部门总监、彩色相纸和化学品材料制造经理以及合成化学品部门经理。1993年，他被任命为感光产品平台中心总经理
1995年，他被任命为柯达公司民用影像部门首席运营官和全球副总裁
1999年2月1日，白嘉理被任命正式任命为柯达公司全球制造和物流总监及全球副总裁
2000年4月14日，柯达公司执行董事会选举白嘉理为全球高级副总裁
2004年6月，白嘉理升任首席行政官，负责包括健康、安全与环保、人力资源、保安、信息安全和法律部门的公司业务。
（ 责任编辑：孙可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