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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世界总裁郑家纯以德经商之道

BUSINESS.SOHU.COM 2005年3月16日14:11 来源:[ 《经济》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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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世界总裁郑家纯以德经商之道
 

  独家专访香港六大财团之一新世界集团总裁郑家纯

  文/本刊记者 王信川

  “我在大陆,成功的项目至少一半,我讲的成功项目,并不一定都是要赚到钱。比如项目本身不好赚钱,根据合同亏了钱,我完全没有怨言,我仍然当作是成功的。比如说崇文区的旧城改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赚到钱,本钱也远没拿回来,但我还要投几十个亿。为什么我说很成功?因为每次去崇文门看,新楼盖起来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我心里很高兴,这也是一种成功。

  新世界到底是一家做什么的企业?卖百货、开酒店、建房屋、修机场甚至研发芯片,让人一时难以准确概括。难道郑家纯真的精通这么多行业?他是否整天疲于奔命?他是否完全放心将业务交给家族以外的人管理?钱对于郑家纯这种超级富豪而言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奇怪的是,在信息业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一连串问题通过各种渠道竟难以获得解答。事实上,媒体上关于郑家纯的报道很少,仅有的一些多是他在公开场合的言谈和举止。某中央媒体一位资深记者甚至说,他驻港多年,见过一大群香港超级富豪,但就是无缘采访郑家纯。

  2005年1月27日,在北京京广新世界饭店,郑家纯特地安排一下午的时间,接受了《经济》杂志的专访。尽管那是他的“地盘”,郑家纯却相当谦和。

  一件黄褐色的桃花领毛衣,一条深色的休闲西裤,一双有些陈旧的皮鞋,郑家纯就像在家里一样。经他提议,采访也从一张大会议桌移到了客厅里松软的沙发上进行。

  郑家纯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是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15名副主任之一。作为一名商人,他要不停地为新世界演算“投资与回报”,而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建言献策。

  每一次参加两会,郑家纯发言不算多,因为“不标准的普通话可能会词不达义”,但他都准备一摞书面发言稿,比如前几次提出的“提高政府系统的办事效率”、“人才训练”、“重视初级教育”及“CEPA的相关配套措施”等。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协全国十届委员会三次会议,郑家纯说他已有所准备,至于提案,他声称“尚未考虑成熟,还不便透露”。

  对于在内地的“亲情化”投资,郑家纯颇为赞同“有一颗中国心”的说法。2004年2月,在《基本法》颁布14周年之际,郑家纯重温“一国两制”时还对媒体说,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6月提出的“港人治港”的前提应是“爱国爱港”,这也是香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颇有意思的是,一个拥有10多家大型百货商场的人,竟然不喜欢去商场购物,因为“会感到头晕”,但他却又不定期地到各商场“微服私访”,查看货架摆放的稀疏程度、顾客的消费倾向以及售货员的服务质量等,当然,这是他的管理手段之一。

  今年59岁的郑家纯面色红润,目光炯炯有神,言谈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一句“普通话讲得不好,请谅解”作为开场白,然后是“想知道我和新世界什么,就随便问吧”,长达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就像拉家常一样。

  迟七八年投资会更好

  《经济》:从1980年投资广州中国大饭店开始,经你签订的内地项目数以百计,新世界也逐渐遍布全国,您是如何看待这20多年的投资历程的?

  郑家纯:从介入广东的基建和房地产开始,新世界在内地有投资的地区已经超过20个省市,现在投进去的现金已经超过了500亿元,今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投资在内地的决定是对的,但是时机还是早了一些,如果我差不多迟七八年投资的话,可能会更好。

  在10多前,内地的投资制度还很不健全,会计制度与世界也不接轨,投资缺乏保障,所以可以讲,我们有一部分投资靠的是人事上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有风险的,我吃过不少亏,这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经过七八年的发展,内地的经济制度走上正轨了,现在虽然也不可以跟香港、以及欧美国家比较,但比以前好得多,也更加有保障了。我们的业务状况跟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中国发展得好,我们也好,我们赚钱的前提是中国富强。

  《经济》:这是否意味着,今后几年中新世界还会在内地大规模投资?

  郑家纯:我当然会大规模投资,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投资的一些不好的项目在慢慢地解决问题了,投资好的项目在慢慢地回收了,加上这一轮宏观调控是有利的,排除了一些干扰经济发展的因素,所以我将来在内地的投资会更加大,但也要看当地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它如果给我帮助和支持,我会继续大量投资的。

  《经济》:您是否还预示着,新世界今后还会在投资领域上拓宽,并进入一些未曾踏足过的地区?

  郑家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管理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地域实在太广阔了。在我已经有管理机构的地区,投资有一定把握了,我还会增加投资;同时我会在新的地区建立我自己的管理体系,然后在这个地区投资。当然,在有我的管理人才或者办事处的地方继续加大投资,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经营企业,管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弄不好投资就浪费了。在内地有几个这样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管理不到。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在内地的投资一定要看我自己是否管理得好,不然好的投资项目也会亏损的。

  投资内地永不言悔

  《经济》:新世界在内地投资这么多,你最满意的项目是哪些?

  郑家纯:我觉得成功的项目有几个,基建方面的是珠江电厂、广州北环路改造等,房地产方面是北京崇文门的旧城改造。七八年前,我去崇文区,看见那里的住房破破烂烂,为什么不改造呢?一方面通过改造,建起新楼房,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这个方式又可以有一个合理的回报。在初期不太顺利,法规不太完善,我们也没有经验,投资的回报是很少的,我们慢慢地积累经验,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成本,现在崇文门的那些楼房盖起来了,卖得也不错,投资的回报也慢慢好起来了。武汉的常青花园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一个安居工程。安居工程本来是香港的概念,我们第一个引进内地,就是通过我们的投资,使得贫困人口的居住水平得以提高。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经济》:你在内地最不快乐的事情,也就是失败的项目,能否说说?

  郑家纯:都有好几个,发达地区也有,落后地区也有,就是因为太相信人了,被人家骗了。一些不讲理的生意人,可能双方做事的方式不太一样,很多时候都不太遵守市场的游戏规则。另外还有当地政府的原因,比如我跟这一任官员签订的协议,下一届政府可能又会增加一些条件,甚至完全变卦,一些关键性的文件也很不相符了。

  我在进入内地一些项目时,很多情况是无法知道的,所以吃亏的地方也很多。现在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有少量的在商讨,有的吃亏的项目拿回来了一部分,有的可能完全拿不回来,也有的可能全部拿回来。当然现在大问题是没有,因为我有很多年的投资经验,我懂得怎样去规避风险,怎样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经济》:那您在内地的投资成功率又有多高?什么样的项目才算是成功的?

  郑家纯:成功的项目至少一半,我讲的成功项目,并不一定都是要赚到钱。比如项目本身不好赚钱,根据合同亏了钱,我完全没有怨言,我仍然当作是成功的。比如说崇文区的旧城改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赚到钱,本钱也远没拿回来,但我还要投几十个亿。为什么我说很成功?因为每次去崇文门看,新楼盖起来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我心里很高兴,这也是一种成功。我也觉得,过几年我一定会把这钱赚回来,我很有信心。

  当然,赚钱是一个好项目的最直接的标准,但每一个项目至少得经过四五年这样的一个过程,四五年中发生的变化可能不同,如果这个过程很令人开心,这就应该是一个成功的项目,可能没赚到钱,但却赚到良好的声誉,这可能更为重要。

  在内地的投资,我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回报,但我并不是今天签订的项目,明天赚钱就拿回香港,而是希望在内地再投资,回报当地。

  管理建立在信任之上

  《经济》:新世界在香港、内地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有投资,地域如此之广,行业跨度又如此之大,要管这么多人、这么多事,您是否常常疲惫不堪?新世界建立的是怎样一套管理机制?

  郑家纯:你看我是不是精神不错?我用分区管理的办法,将权力下放到各个地区,每一个地区设一个办事处,我派一个总经理负责这一个地区的投资业务,像在北京,我有自己的写字楼,也有一个总经理,他负责北京的发展。每一个月我都会到内地两次,看看经理们的管理怎么样,他们每一个月也去香港汇报情况。此外,我每天都跟他们通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困难。我是通过这些的方法,来沟通、来控制管理。当然,管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发现一个好的人才也并不容易。

  《经济》:在你的企业里,管理层大多数并不是家族成员,那您怎么能放心地将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来安排、支配您的财产呢?

  郑家纯:我交权力给地区的总经理,但不是百分之百地交给他,所有投资必须由我批准。但我相信他,让他来请合适的人、组建他的班底,以此层层下去,庞大的队伍恐怕我就不认识了,但他清楚自己的责任,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他就会受到处理。现在在广州、武汉、北京、天津、沈阳、上海等六个城市,我们有六个地区总经理。我还有一个助理,他每月都去每一个地方,帮我看看,这些总经理们的工作有多大的提高,是否还有什么问题。

  《经济》:要管理这么多行业里的人,您自己是否要精通很多行业?

  郑家纯:我不用懂各个行业本身的运作,因为我不是通天之才,但我懂得一些相关的理论,比如百货行业,凡是有我的百货店的地方,我都会走访调查,看看他们的服务怎么样,客人的反映怎么样,店内的摆陈怎么样,商店的客流量怎么样等。同时,我要看他们每个星期、每个月的报告,看他们的销售情况怎么样;有时我会问这个总经理,为什么这个月的生意这么差,我也可能有一些意见,就叫他去做改进,但具体的措施我可能不懂。就像北京崇文门的新世界百货店,开业初期生意不理想,我看了两次后就告诉他们,货架上摆的东西很整齐,过道很宽,稀稀疏疏的,还有东西太高档;我说这样不行,应该将东西摆得很拥挤,顾客一进来就感受到人山人海的气氛,现在生意是当初的3倍。

  《经济》:你平时接触较多的员工大概有多少人?占新世界集团员工总数的比例是多少?

  郑家纯:新世界总共有4万多人,他们可能都认识我,但我认识的人并不多,没有计算过,大概就一两百人吧。这100多人中,跟我沟通最多的人是在香港的高级管理人才和内地的经理们,主要是房地产方面的,还有一个百货的总经理,每一个店的经理是由他请的。

  《经济》:新世界旗下某一个企业聘请或者辞退的一名普通员工,您是否知道他?

  郑家纯:我可能不清楚,因为组建、管理队伍是这个企业经理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要各司其职。比如百货的总经理,他现在的员工至少有七八千人,并且还会经常变化,我不认识那些员工,但是我管他,他管各个店的店经理,店经理管里店内的员工。这样分担了我的精力,业务也可以有秩序地进行了。

  当然,只要是新世界的员工,如果有什么问题、想法、建议,他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他说得有道理,我可能见他,或者叫我的助理去处理这一问题。写信给我的员工有,很少很少,每一信我都看过,打电话的好像还没有。

  生意经就是“说话算数”

  《经济》:你曾经谈到过,你的偶像是自己的父亲,你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什么东西?

  郑家纯: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学做生意,他做生意的方式已经潜移默化在我的身上,就是说话算数,要讲诚信。我跟父亲相差21岁,他是老一代的商人,我在国外学过工商管理,一些西方经商的思想,跟中国传统、保守的做事方式不太相同,所以我跟父亲做事也有一些不同。

  《经济》:在您看来,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需要哪些素质?这些素质在您身上体现得怎样?

  郑家纯:至少要有两方面的素质,即第一是诚信,第二是做事果敢,拖拖拉拉办不了事情。我可能是太果断,以至于有时经济低潮的时候也敢投资。就是因为我太守诚信了,在内地我也吃了几次亏。但是没有关系,有更多的人知道你守诚信,才是做生意的最宝贵的财富,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积累起来的。

  简朴清淡的生活理念

  《经济》:您个人的生活是否总是非常豪华,比如您是否都穿名牌衣服?

  郑家纯:我穿的不是名牌,这一件羊毛衫是我太太买给我的,1000元左右,皮鞋是一个并不特别有名的外国品牌,也是1000多元吧。不特别贵,也不便宜,属于中上水平。

  《经济》:每一天都要面对众多的事情,您如何使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

  郑家纯:我每天都游泳,打打球,打高尔夫球,没有什么不吃的东西,尽量不吃太多,还有不要吃太多肉,多吃蔬菜,清淡一些为好。

  《经济》:除了生活方式,在心态上您觉得自己是一名普通人吗?

  郑家纯:是普通人的心态,跟你们也没什么区别,只是所从事的工作不同而已。

  《经济》:对于现在的您而言,钱是一个什么概念?

  郑家纯:钱,我觉得是一种成功感,因为我是做生意的,我有我的股民,他们从赚钱与否来考察我的表现,赚不到钱的时候,他们会抛弃我。为什么我现在的股票不如其他龙头股?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太早在内地投资了,10多年前我将100多亿的资金投资在内地,但在那一段时期香港的地产非常旺,如果我把这100多亿投资到香港,我可以很容易赚到1000亿。这就造成了如今的差别。再一个就是,我投资地产很多是解决内地城市居民居住条件困难的“安居工程”,回报不高,但每次看到那么多百姓喜笑颜开地搬进我们开发新居时,我特别开心,这也许是与其他有些商人不同之处吧。

  《经济》:您对你公司股票的未来是否有信心?

  郑家纯:有信心,当然有信心,因为我的许多项目正在慢慢转好,投资也在慢慢回收。现在的回报还不理想,但是一定会慢慢增长的。

  爱国爱港商人

  《经济》:作为一个在香港生活多年的中国人,您觉得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香港回归之后,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郑家纯:这10多年来,祖国越来越富强,我也有越来越强烈的自豪感,尤其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可以说祖国是香港的未来,也是新世界的未来。作为一个商人,我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生意做得好,有一个合理的回报,对股民也有很好的交代,同时通过我的投资,也可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始终认为,新世界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

  《经济》:您现在跟中央政府新一届的领导人都见过面吧?作为一个港人,您对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印象是什么?

  郑家纯:我不是单个人对单个人地见面,而是很多人一起见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有魄力的人,他们很了解民情,很了解香港,也非常关心香港。我觉得香港的普通人都能感觉得到。中央政府在努力做得更加透明和负责任,但有很多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不能一下子就解决好,比如国企的改制,确实很不容易。现在还有大问题就是农村问题,因为中国人口80%在农村,经济开放都是偏重沿海,贫富的差距很大,大城市里的人吃一顿饭,差不多是有些农民一年的收入。我觉得国家应该加大力度,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

  《经济》:许多人称您为“爱国爱港商人”,您给贫困人口盖上住房,捐赠慈善事业,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您做这些事情的动力从何而来?

  郑家纯:我的动力,一方面是希望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让更多的人过上富足的日子,另一方面就是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北京崇文区改造之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更加美化,全区的经济收入会提高不少。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事情做好了,我也赚钱,对我也有利。

  《经济》:作为香港的五大地产商之一,您投身于内地的地产业也是很多年了,对于前不久盛传的“内地地产泡沫即将破灭”的说法,您是否赞同?

  郑家纯:我觉得不是这样。如果任其发展、没有调控,则肯定是有泡沫的危险,但政府已经懂得如何去调控,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对中央政府的经济预见和决策能力很有信心,所以我觉得在内地投资地产,比在香港还要好,我对内地的地产业非常看好,未来也会加大在内地房地产业的投资。(详情请见《经济》杂志3月号)

( 责任编辑:孙可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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