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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归派”主张的“强化监管”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我们社会中的一些“明白人”在这个问题认识上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常识性的错误”。
若是现在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如今社会如火如荼开展的反腐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是“利好”还是“利空”？我想人们一定会对发问者的心智是否正常产生怀疑。因为只要稍微头脑正常的人就会明白，反腐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绝对是“利好”。为什么？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的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四种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和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16.8%之间(指90年代后半期) 。而如今呢？根据近几年社会反腐败的特点，中国政府有条不紊开展了对腐败的高发区、频发区——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出租、建筑工程和物资采购等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将一大批“走私大王”、“金融大王”、“房地产大王”等“经济蛀虫”送上了审判台，这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社会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社会得益，老百姓得益。
譬如，以开展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反走私斗争来说，极有成效，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大案要案的处理，初步地将猖狂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作为国家财源之一的石油企业很快地从亏损转为赢利，而1999年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又是从哪儿来的？就是沾了打击走私之“福”。此外，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从1997年10月到2002年5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9万余件，结案78万余件，给予党政纪处分78万多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1亿元。再以沈阳慕马腐败案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洗礼面前，沈阳赢得了经济的恢复性快速增长。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1％，财政收入增长34.3％。2002年国民经济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00亿元，比上年提高13.1％。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工业总产值2110亿元，比上年增长18％！
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就是对权力者的“强化监管”，既然反腐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如此的“利好”，那么，“海归派”的“强化监管”对中国证券业的发展又怎么能是一个“利空”？！
中国的一些“大学问家”的“学问”已经大到了对一些“常识性问题”都要产生疑问的程度了！
（四）若是将“海归派”主张的“强化监管”放到“三个代表”思想中去思索……
2002年的中国股市的确掀起了一场“监管风暴”。以史美伦为代表的“海归派”在上任后的9个月中，证监会的确出台了40多个法规条例和处罚决定，而且也的的确确查处了一批诸如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银广夏案及三九集团等证券领域中的重大违纪违法事件，一些媒体将自她上任后查处的这些事件称作十年中国股市的“空前绝后的大手笔”。
问题是：“海归派”这些查处究竟应不应该？是太早了、太急了，力度过分了？还是太晚了、太慢了，力度还嫌不足？
问题是：“海归派”们的查处究竟是代表了谁的利益？究竟是损害了谁的利益？
现在大家不是都在谈“三个代表”吗？不是各个领域、各个工作都要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吗？若是将“海归派”主张的“强化监管”放到“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系中你就会发现，“强化监管”代表的正是广大中小股民的强烈愿望，正是众多守法券商进行合理竞争的迫切的要求，正是一个健康证券市场最为需要的游戏规则。
所以，与“三个代表”思想一对照，将“海归派”的“强化监管”结果归之为导致“三个搞垮”：搞垮证券市场、搞垮券商、搞垮投资者”，就显得十分可笑、滑稽和荒唐，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这一“理论”还很有市场。
这倒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