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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1年9月26日，中外合作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嘉利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中方合作者之一）北京二商集团，向原北京市外经贸委提交了要求重新更换北京嘉利来公司外方合作者并重组北京嘉利来公司的请示。第二天（2001年9月27日），北京市外经贸委做出了“京经贸资字627号《关于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更换合作方的批复》”。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香港嘉利来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在北京嘉利来公司第一大股东的资格和权益便被取消。由此引发了传媒曾广泛报道的北京嘉利来世贸中心项目案。穆军先生是香港嘉利来集团董事长，卷入此案已有3年多的时间。艰辛维权的经历，刺激了他超越案件本身去思考更为广泛的中国问题。
南云：你们北京嘉利来公司的案子，涉及行政权力介入公司内部，直接让你这位大股东出局；涉及国家商务部历史上第一次被起诉并且一审败诉；涉及到金融大鳄、犯罪嫌疑人国洪起涉嫌操纵此案进程这些事，一时成为焦点新闻，传媒曾广泛报道。我们见面之前，我查阅了与嘉利来案有关的材料，我看到，去年《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中国经济时报》、《望东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有影响的媒体都报道了嘉利来世贸中心项目案，网上转发的文章就更多了，仅GOOGLE上就可查到20多万条之多。但是，事发3年多了，这案子还没有了结，目前情况如何？
穆军：北京市商务局（原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发给北京市二商集团的一纸批复，就取消了我们作为北京嘉利来公司最大股东的资格，我们价值近10亿元的60%的股份因此马上被别人非法抢走！这是明摆着的行政违法侵占我公司权益，国家商务部和国务院办公厅都依法出面维权，但是这案子还是一拖再拖，从事发至今已经3年了，迄今还没有结果。国家商务部于2002年7月2日就下发了行政复议决定书，要求恢复我公司在北京嘉利来公司的股东地位。按法律规定，国家商务部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当日就生效，但到现在，都2年多了，北京市商务局就是拒绝执行，国家商务部也无可奈何，没有任何官员因此而被惩治，我这个“苦主”被拖惨了！
南云：这段时间中，你还做别的生意吗？
穆军：我是搞投行的，我从事的是Deal Maker这样的业务。北京嘉利来世贸中心项目，是我业务中的一项。但是，这件事搞得我的心很乱。目前，社会各种矛盾正在加剧，我们这点事只能算是小事了。如果纯粹是商业竞争上的失败，我认了，这是经营风险，每个商人都要面对的，这样我内心是平静的。但是，这事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是被一些人以滥用公共权力的手段所抢，这不是经营风险，是公权力风险，我这口气咽不下来，太不公平！国家权力是民心所系，我感到，这个案子中涉及的一些基层官员却是不讲公权力应有的公正，不顾天下安危，所以我心绪实在难以平静。心一乱，其他事就没有心思打理好了。机会成本太大，损失太大。
南云：我查看相关报道，最近传媒对此事的关注似乎少了。
穆军：传媒关心的是新闻不是旧闻。按传媒标准，我们这个事只能算黄脸婆了，谁还会感兴趣呢？天天发生这么多让人瞠目结舌的事，记者们忙得要死。何况，连《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报都报过了，也产生不了什么促进作用。
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一些官员身上存在的一种麻木，我感到无可奈何。从我的经历中我体会到，官员的麻木很可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避开麻烦，推托责任，没有起码的国家意识和善恶是非观念。不仅一些官员麻木了，许多老百姓也麻木了，不公平的事太多，大家对不公平也就麻木了，以为这就是生活，谁让你倒霉呢？
前几天双安商场那儿，几个小偷公开抢一个老太太的钱包，行人不管不问。先是偷，被老太太发现了，一伙小偷就一起上来抢，硬是被他们抢走了。你说百姓是不是也麻木了？
北京市商务局不顾行政法律，拒不执行上级命令，也没什么事，没任何公务员受到相关法律的处理。明知道同事办了错事坏事，甚至是犯了罪，但是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吭声，你的事与我无关，我何必出头惹事呢？对这种装聋作哑的麻木状态，传媒的批评只是泥牛入海，人家不闻不问，不痛不痒，传媒已起不到什么刺激作用。舆论监督要起作用，前提是被监督者会受到压力，会紧张，如果被监督者可以不管舆论，舆论的作用就失去了。
南云：现在案子处于什么阶段？
穆军：对北京市商务局和北京市二商集团（原北京市二商局）中的一些官员来说，老是顶着国务院和国家商务部的合法要求不办，当然也是愈来愈被动。就在这时，一件蹊跷的事情发生了，北京市二商集团突然起诉国家商务部，连起诉用的合同都是变造的。2003年12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离奇地判决国家商务部败诉。你看，一些人先用违法行政的手段抢了我们嘉利来公司的股权，然后以地方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违法对抗上级国家商务部和国务院的行政权力，最后则是以地方的司法权力对抗国家商务部和国务院的行政权力。
北京是首善之区，是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是全国人民心系的地方，治天下必自北京始，这道理谁都明白。北京应是全国“诸侯”的榜样，但在我们这个案子中，北京地方政府部门的一些人都给全国树立了一个什么榜样啊！
我们这个案子，还不算是最离奇的，离奇的事多了，我随便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如最近曝光的涉及数千亿元的北京市一些部门乱批土地案（8·31大限）。我们这个案子目前的情况是，由于莫明其妙地在北京中二院败诉，国家商务部已于2004年1月6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我们香港嘉利来公司亦于2004年1月20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盼星星盼月亮，2005年2月21日，终于云开日出，阳光从迷雾中透了出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下了裁定书，撤销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二中行初字第151号行政判决，案子发回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下来3天后，二商集团就撤诉了，国家商务部不再是被告了。
按道理，现在是执行国家商务部要求恢复北京嘉利来公司资格和我们作为北京嘉利来公司最大股东资格的时候了，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我们的权益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我真的仍然是十分担心。因为对方用变造复印件合同提起的仲裁已做出了不公平的裁决。我们在北京二中院提起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诉讼请求已很久了，但2月28日上午突然被驳回了。法院发出这个裁定很急，都发给律师了，但发现有错误，又要回去改，但还是连文号都错了，多么匆忙！你看，高院判发回重审，马上二商集团就撤诉，紧接着马上又由二中院驳回我们撤裁请求，维持仲裁结果，效率多高！多么协调一致！这是为了表面避开国务院办公厅和商务部，然后再打击我们！而实际上，还是为了抵制商务部的复议决定。看吧！下一步北京商务局还是以仲裁为借口不执行商务部复议决定，或者执行了，恢复我们股东地位后，马上依仲裁结果再做出新的批复，继续取消我们股东资格。大家拭目以待吧！
南云：真不可想象！一波未平，一波又成。看来“民不与官斗”这句民间俗话不是没有道理。行政复议法有明确规定，复议决定必须执行，不执行也有严厉的制裁手段，有法律后果，可本案中为何北京商务局就是不执行？他们不怕吗？
穆军：根据我对以往许多腐败案子的分析，官员勾结的腐败案子往往是利害相关，一荣俱荣，一败俱败。因为有人在前面犯了事，违了法，为了掩盖，就拉上新的人，共同犯下新的违法行为，用新的违法行为来掩盖旧的违法行为，结果就是错上加错，所有相关人都牵进去了，愈牵愈深，违法团伙人就愈来愈多，结果是要死大家一起死，要活一起活，大家心知肚明，咬着牙硬着头皮顶到底。《水浒传》中，林冲要上梁山，寨主白衣秀士王伦要他交纳“投名状”。所谓“投名状”，是下山去杀一个人，将头纳上，这是大伙儿入伙的规矩。杀了一个人，犯下重罪，朝廷不容，无路可走，就只有死心踏地当定强盗了。我们这个案子后面的嫌疑操控者，就是那个名震江湖的犯罪嫌疑人、报上称“金融大盗”的国洪起。北京嘉利来世贸易中心项目案的受益人，就是国洪起直接控制的香港美邦公司。2003年10月，国洪起大案曝光，此人仅从广东证券等机构盗走20多亿元，用此资金抢夺了我们香港嘉利来公司在北京嘉利来公司的股份。敢盗取20多亿元的主，当然是胆大包天了。掌握公权力的某些基层官员，他们也有人的弱点，如果没有厉害的约束，就很难挡住糖衣炮弹。我们这个案子，我相信里面问题肯定不少。从北京市商务局宣布北京二商集团有权更换外方，到他们领到北京市工商局颁发的新的合作公司的营业执照，只花了5天时间。北京嘉利来公司1995年就成立了，经营了这么多年，我们是北京嘉利来公司的最大股东，但就在这5天中，北京嘉利来公司忽然就更名为北京美邦亚联房地产公司。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北京嘉利来公司就没有了，我们就忽然啥也不是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出局了。傻子都明白，这么高的效率，有多少部门和官员在联手配合，他们与国洪起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国洪起被捕了，有关部门正在清查，相关机构中间，一定有不少人天天在做恶梦！
我相信中央，我相信中央不会任一些基层官员胡作非为，我们的案子迟早会有一个结果，但我不知会拖到什么时候。我为这个官司已耗出了3年时间，不得不耗下去，直到公正降临我们身上。
南云：看来所谓的中央权威问题，不是一个意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利害问题；法治问题，不是一个意识上的问题，而是一个谁的法治的问题，是看谁的力量大的问题；是全国统一的中央的法治权威，还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违法的权威的问题。
穆军：你说的这点，正是我这3年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我打这官司，我自己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只维权不反贪”。最初，有朋友劝我说，咱们商人，和气生财。你把被抢的东西要回来就行了，别置人死地，给人留一条活路。我想也有道理，所以我们就向国家商务部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国家商务部经过认真调查，发文撤销了北京市商务局的违法批复，要求恢复我们的股东地位。我们想，国家商务部为我们维权，恢复我们的合法权益，事情就结了。别人背后那些事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绝对没想到，北京市商务局以各种手段不执行国家商务部的行政复议决定。商务部权威不够，下面不理，那么国务院可以吧。国务院办公厅也出面督办，竟然也没用！而且北京二商集团还恶意起诉商务部，并离奇地一审获胜。商务部有人说：我们到了要全体起立唱《国歌》的时候了，我们全晕了！
我们的工作就转入了第二阶段，“坚决反贪”阶段。我们将查到的二商集团相关人员贪污受贿的证据收集起来，我自己拿着到中纪委举报中心排队。中纪委有关同志认真听了我的汇报，将材料转到了北京市纪委。北京市纪委看了证据，把二商局的有关人员抓了起来。我们以为反贪有成果了，案子应当容易解决了。但是，我们又没想到，几天以后，被抓进去的人被保了出来。我们又傻了！看来反贪不成。
外国人都认为，我们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其实外国人错了，这个案子所反映的是咱们国家政令的通畅程度，比美国可差远了。下级行政部门可以不理睬上级行政部门的合法权力，这在美国不可能出现。中央部门行政权的依法行使，在北京市商务局都不管用，更别说其他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了。我们遇到这种事，很吃一大惊，我们开始为中央政府喊冤了，这是我说的第三阶段。
南云：中国历史上，常有中兴之事，吏治受到严酷整顿，中国现在问题太多，想实现吏治整顿，你认为难不难？
穆军：我的想法是，将受害的“苦主商人”们组织起来，成立合法的商会维权组织，大家利用各种合法手段，以高效率的办法，把贪官一个一个揪出来，让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交给中央依法处置。贪官们违法行政和与民争利的胡闹搞出了民怨和民变来，又是由中央来承担道义风险，你说中央冤不冤！帮中央反腐的这种冲动，真的已经超出了我个人案子的意义，我搞的是社会公益事业了，我真的感到这个社会不能再容忍这些违法者把社会搞乱。我与香港一些朋友谈到这个想法，他们都很愿意支持，说我们成立一个港资维权中心行不行，我们大家都一肚子苦水。资本的最大特点，就是寻求稳定，所以资本维权，往往只会走法律的渠道。中央如果能给资本维权一个宽松的环境，资本维权的过程，可以帮中央清除不少害虫，最终是促进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吏治整顿，不能仅靠中央的力量，顾及不过来啊！
南云：对于违法行政问题，似乎香港商人特别敏感。你能分析一下原因吗？
穆军：你可能不知道，在外资之中，我们港资最受气，最容易受侵害。美国大佬的美国公司，一般贪官不敢动心眼，怕美国人抗议。台资也不去惹，有两岸关系。最可欺负的就是我们港资，有的北京人叫“港松”，最好欺负。一些恶官和贪官跟劫道的人一样，埋伏下来。看着是美资来了，枪炮厉害，放过。欧资来了，枪炮也厉害，放过。日资韩资，虽然不厉害，但手中也有武器，咬急了也会伤人，算了，放过。嘿，港资队伍来了！又像我们中国人又像外人，过去被英国人训练得规规矩矩，凡事只知道个法，个头又小，普通话讲得难听，北京人开玩笑说是“人话都讲不清楚”。遇到我们这些“港松”，这伙兄弟扑上来就一通狂抢，连“留下买路钱”这样的话都懒得说。前几个月，香港报纸报道了霍英东先生在广东番禺南沙开发区投资被宰的事情，引起轰动。霍先生投入的40多亿港币，被番禺一个地方官团伙以各种恶劣手段抢得个七零八落。这事国内的杂志也有报道。你说，霍先生在香港德高望重，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算国家领导人吧，但人家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霍先生这种了不起的人物都被地方贪官抢得没脾气，何况我等小人物！
南云：你说准备将港商“苦主”们联合起来，成立港资维权中心，配合中央反腐倡廉，共同对付违法贪官，保护港资合法权益，你们开始组织了吗？
穆军：正在筹建过程中。香港命运与中国命运紧密相连，如果港资在内地得不到保护，香港经济就完了。改革开放以来20年中，80%以上的外资都是由香港过来的。即便到今天，香港资金仍占外来资金的45%以上，每年2000多亿美元，在世界上仍然排第一。美国财富多吧，但也才占外来投资的9.2%，整个欧盟才占7.2%，美国和欧盟加在一起，也没有香港对内地的投资贡献大。可以说，没有香港资金注入，就没有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功。没有港资的持续注入，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会深受影响。直到现在，香港资金仍占内地吸引外来资金的第一位。香港人把多年积累的钱都投到了大陆，如若法制环境不好，违法贪官太多，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投资回收不了，香港财富就空了，香港就会问题不断，严重影响中央对香港的良好政策。
前几天我才知道，贵阳也发生了与我们嘉利来案极其相似的一个案子。正常经营了十多年的中外合资企业贵州饭店有限公司，忽然被贵州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取消了它的合资企业批准证书，目的是赶走外方合作者。行政部门的区区一纸通知书，港方合作者汉山集团公司一下子就被踢出局了，只好诉诸国家商务部的行政复议。国家商务部依法保护港资合法权益，下发了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贵州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的非法《通知》，但国家商务部又被贵州饭店有限公司的小股东、中方合作者告上法庭。结果，就在去年12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判国家商务部一审败诉。你看，情况跟我们遇到的一模一样，同一模式的翻版。我早说过，北京市在天子脚下，是诸侯头，它的作法会被全国各地广为仿效。你看，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我们嘉利来这个案子中的违法行政，马上被贵州那儿仿效了，受侵害的又是港资。
南云：依法治国，反腐倡廉，这是全社会的事，仅靠政府内部的宣传、动员和监督，显然是不够的。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得依靠全社会的监督和约束。商鞅早说过，你不能靠牧羊人来监督牧羊人，要靠羊来监督牧羊人。执法者监督执法者，动力往往不足，法律相对人来监督执法者，才有动力，这样才可以解决刚才你所说的“心理动力不对称”的问题。民间成立各种维权组织，依法维权，这是对贪官昏官的最大制约。这符合你说的“帮中央反腐”的想法。
穆军：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是英国海洋法系的延伸，是案例法，其法律是由一个一个的判案形成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小。而我们内地的法律属于大陆法系，靠成文法典，依靠抽象的法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就香港问题，我还有不少想法，例如，我真希望中央进行司法改革试点，在深圳成立大陆与香港法院的联合仲裁庭或法庭，专门从事与港资相关的仲裁或审判。深圳是引进外资的特区，也可以成为仲裁或司法特区，探索将内地法律与香港法律融合起来。这对保护港资权益是一件好事，对国内司法改革也是一件有益的尝试。这些事为什么不可以做呢？我最怕的是，现在一些官员麻木冷漠的精神状态。许多官员干起私事精神头十足，以权谋私效率极高，但一谈国家的事就闪一边，一遇到服务社会的事就躲一边，缺乏起码的公共精神。有时跟他们谈起国家稳定和改革的事，他们就感到奇怪：好好做你的生意，这事与你什么关系？我们都不操心你瞎操什么心？但是，一个缺少公信力和法治环境的社会，生意能好好做吗？我们能不操心吗？霍英东先生谈到南海开发区的倒霉事时，说了四个字：“信誉”与“法治”——这是生意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啊。
南云：你卷入案子多年，经历了许多离奇的事，有这些经历，你能不能谈谈对国家改革的想法。
穆军：自然生态被破坏了，大家都会着急，天天喊环保。其实，社会也有一个生态环境，我称之为社会生态。社会生态要坏了，公正就成了稀缺资源，大家都做不了事，天下就大乱了。从我个人的受害经历看，我们的社会生态真的是问题愈来愈多，不加治理，必将恶化。做事的风险越来越大，不做事倒显得愈来愈明智。我约一些朋友谈投资，他们说：“你还没有吸取教训啊，我们能活着出来，把钱存在外国银行，打打高尔夫，谢天谢地了，还投什么资？这是一个安全环境吗？”
发达国家的企业家和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比，我们中国的企业家真难做。美国企业家只需要克服经营风险，但中国的企业家除了要应对和美国企业家一样的经营风险外，还要克服巨大的社会风险。最大的社会风险就是别人用公权力违法伤害你。中国企业家70%的精力都用在对付社会风险，不是对付经营风险，而且这种社会风险，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在慢慢加大。如果闹得许多商人们都不干活了，都跑到国外去了，只剩下官员面对失业者和贫困者，天下还不大乱？
公权力的使命，正在于降低社会风险，但如果公权力被一些违法违纪的坏官操纵，公权力本身成了社会风险的制造者，社会风险还不呈几何级数上涨？公权力的含金量极大，所以发达国家都将监督公权力当成重中之重。我觉得现在最危险的，是下面某些部门的权力私有化了，一些官员把国家赋予他的权力当私有资产来用，追求权力资本化，追求个人高经济收益。这跟吸毒一样，吃过一次，就很难停止。犯过一次小罪，就只有用更大的罪来补，为了能犯更大的罪，就要争更大的权，这样“权=钱=罪”就紧密结合起来了，扭在一起恶性循环膨胀，就永无回头之日。这就是今天中国最可怕的一个趋势。
中国过去讲，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看这样的定位应当改成“以法治建设”为中心。没有法治社会，何来经济建设。而法治社会，就首先是把官管住，让官员们依法行政、依法司法。韩非早就说过：“圣人治吏不治民。”治住了吏，百姓平安，天下大治。必须以法治的手段来塑造中央权威，以法治的手段来清除某些部门权力中内外勾结的黑恶势力。如果地方政府一些部门违法行政的势头控制不住，黑恶势力就会逐渐向上移动，直到把公权力黑帮化，到这种时候，中央权威就没有了，社会秩序就缺少了整合力量，大乱子就来了。中国这么一个国家，中央权威问题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问题，法治权威的问题同样是你死我活的问题，不是做做思想工作就可以见效的，必须痛下决心，由中央统一法治，把黑恶势力清洗干净。
我这样的说法，与一个商人的思维已离得很远。事情闹到现在，我到处喊“信誉与法治”，要帮中央政府反腐，我真的感到我所想的一切，所做的一切，真的是公益事业了，不是为具体的商业忙，而是为改善商业的生态环境忙。有时自己都不理解自己了，但想来，大概还是因为有点中国人的良知，有点社会责任感吧。我不希望中国变成一个中央权威丧失殆尽，法律被玩弄，黑恶势力横行，没有公正，百姓有冤无处申诉的混乱社会。
□ （本文编辑 王平）
（ 责任编辑：田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