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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晚清变法时，一位十分精明的京畿道监察御史吴钫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古代社会由治而乱的原因大体上有两个，一是自然灾祸导致民穷财尽，二是讼狱不平导致司法黑暗。
吴御史进而提出，自然灾害可以通过丰年备足粮仓、灾时开仓赈民的方式化解。但司法黑暗却是一个大问题，没有什么好方法化解。他认为，中国的司法审判中，薄书、丁役、乡保等参与谋利者及环节众多，行政司法不分，拖延不绝，任意判案等严重存在，往往一案未终而家产荡尽，因此，建议实行司法与行政的分立，以消除讼狱不平。
当我们在百年后的今天来分析嘉利来案的时候，吴御史“司法与行政分立论”虽然早已经成为现实，但诸如薄书、丁役、乡保一样的人等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会以更为现代的手段大量地介入到司法之中，影响着正常的司法程序，干涉着百姓渴望的司法公正，造成新的讼狱不平，把一件件小事不断地闹大，经官动府，甚至上达中央。
从法理上看，司法活动的最大特征乃是其对社会生活的直接介入，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活动所处理的事项扭结着一个国家和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道德的甚至外交的、民族的等等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司法必须应对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既能有效地平衡各种关系和利益，促成社会秩序的稳定，又能始终保持其不偏不倚、秉公持正的品格。
然而，正是因为司法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之点上，它在影响社会生活的同时，也为各种社会力量影响法律活动洞开了门扉，很容易使自己处在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中心。这正是司法的脆弱性之所在。这种脆弱，既是像薄书、丁役、乡保一样的人干涉司法活动的原因，也是他们百般干涉司法的结果。
司法的最高目标是公正。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确保司法公正的最高目标是司法独立。原因很简单，司法就是裁判，而裁判必须中立。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现实的司法运行中却是个十分复杂的大问题，其核心则是这个裁判作出判罚的依据是不是权威的、统一的和明示着的法律。舍此裁判，则是公平殆尽，“小事闹大”，风波乍起。据此裁判，则是公正尽显，“大事化小”，风平浪静。
所以，吴御史最后提出：“行政官得专意爱民之实政，而审判官惟以法律为范围，两事既分，百弊杜绝。”我想，只要政府一方“专意爱民之实政”，法院一方“惟以法律为范围”，那么嘉利来纠纷自然也会风平浪尽。
维护司法公正是全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更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维护。当此之时，我们似乎更应该记住著名的柯克大法官所说的：“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为了这朵艺术之花能够开放出绚烂的花朵，行政官员也好，社会公众也罢，我们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呵护着这朵艺术之花，作“护花使者”，而不要像那不懂医术的懒三一样，不断地向手术中的医生发号施令，做那隐名的“催花杀手”。（作者为司法部司法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后）
（ 责任编辑：张雪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