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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由于在农业经济以及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突出贡献，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同年，后来成为这位经济学泰斗关门弟子的一名台湾青年从福建金门游水来到祖国大陆，几经辗转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开始研习政治经济学。
这名青年名叫林毅夫，他后来成为中国一流经济学家、官方智囊团成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20多年后，当头顶多种光环的林毅夫在回忆当年的这段经历时说：“我当学者有偶然性，要是没有碰到舒尔茨的话，大概也就不见得会真正地成为经济学家。”
不解之缘
最初将北大求学的台湾青年与经济学泰斗联系在一起的，是复旦大学的一纸邀请函。
1980年，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年，舒尔茨教授受复旦大学邀请进行学术访问。在他访问结束准备回国前，顺道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北大指定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林毅夫担任舒尔茨的翻译。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英语基础好又懂经济学的青年不多，而林毅夫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林毅夫出色的英语以及才气赢得了舒尔茨教授的信任，舒尔茨回国后写信给北大经济学系和林毅夫本人，邀请他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亲自担任他的导师。
1982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舒尔茨教授已经将近80岁高龄，已经有10年没有带过任何博士生。林毅夫入学后，舒尔茨教授破例将其招为关门弟子。
对林毅夫来讲，被舒尔茨发现并带入经济学殿堂，虽然带着机缘巧合的偶然性，但对于一生致力于农业经济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的舒尔茨来讲，希望寻找一位能够传承衣钵的学生，使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及经济思想能够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得以实践和运用，却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这也能够充分解释为何舒尔茨在耄耋之年，尤其是在已经封门10年后，再一次破例招收林毅夫为入室弟子。
传承衣钵
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中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杨勋在自己的《心路》一书中这样写道：“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农业发展和农民现代化有独到的见解和论著，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农村改革极为关注。林毅夫选中国农村改革问题作博士论文，自然会得到舒尔茨的器重和赏识。”
林毅夫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舒尔茨教授治学强调经验事实，并以解决现实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为出发点来研究经济理论”。
林毅夫传承了老师实证研究的方法。他在论述经济理论不能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时说“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我在课堂上也常讲我的导师舒尔茨教授，他曾经考察欧洲从工业革命后到现在近三个世纪的主要社会变革，发现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
1986年，当林毅夫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他又积极努力促成中国农村研究专家和舒尔茨进行交流。
舒尔茨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另一名学生以及同事———芝加哥大学前副校长、经济系主任盖尔.约翰逊。在1980年首次随同舒尔茨访问中国后，约翰逊又先后30多次来到中国，将很多精力投入到中国农村改革研究，并且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农村人口转移、社会保障、粮食贸易与安全等方面的论文。
“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我在课堂上也常讲我的导师舒尔茨教授，他曾经考察欧洲从工业革命后到现在近三个世纪的主要社会变革，发现重要的社会变革都会受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可是事后证明这些主流思想经常是错的。”
（ 责任编辑：田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