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弹指一挥间，下海已10年。
10年来，因为职业的特殊性，我几乎每天都在与东南西北、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老板们打交道。
在新华社当记者的近10年里，因身处市场经济摇篮的广东，我见识、交往过许多老板，自以为对他们了解很多，直至下到海中才发现，原来自己对他们知之甚少。
下海前，我看老板就像舞台下的观众看舞台上的“演员”，看见的是他们有意展现给我们的部分；下海后，我变成了“舞台监督”或“艺术指导”，我既可以看见台下观众的情绪起伏，又可以看到台上“演员们”脱掉面具后的本来面目。
别把老板当“人”
经常有人问我，老板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的回答是：别把老板当“人”，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动物”。
当然，这一评判没有对中国的老板群落进行道德批判的企图，我也不喜欢用非黑即红的方式去分析老板。我所感兴趣的仅仅是他们独特的生存环境，以及在这种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所形成的生存方式、生存智慧与生存技能。
记得有人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是狮子，它们因应环境的变化而在中国建立的合资企业是豹子，而那些在“血雨腥风”中厮杀出来的本土公司就是土狼，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TCL的李东生就是这些土狼中的杰出代表。
什么是土狼？看过《狮子王》的人大概对它们早有深刻印象——它们既无狮子的威猛、老虎的凶悍、猎豹的速度，也无苍鹰的利爪、毒蛇的牙齿，但它们却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对成功、对出人头地的强烈渴望。它们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修炼出对危险和机会特殊的直觉。它们体格强健，四处奔跑，永不疲倦。它们嗅觉敏锐，行动快捷，能够巧妙避开陷阱，迅猛地抓住猎物。它们熟悉每一种利益格局，懂得在灰色领域如何灵活自如穿行。它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永不言败，往往屡败屡战。这些都是中国的土狼们能够用三流技术抢占一流市场、取得一流成就的根本原因。
土狼？的确，对于中国的老板阶层来说，这一形容足够传神了。但是，中国的老板阶层太复杂了，看中国的老板们，恐怕还得多角度扫描。
财富是吗啡
首先，老板们个个都有一双铜钱做的眼睛。也就是说，构建其心智模式的决定性因素是对利润的追求。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老板们都是经济动物。一个称职的老板，他所见所闻所知的任何东西，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历史、文化，甚至人们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奇谈怪论都可以通过其敏锐眼光转化为商机和利润。
追逐利润、创造价值既是企业的使命，也是老板的天职。松下幸之助曾不无激愤地说：“企业最大的罪恶就是不赚钱！”
老板们之所以需要一双铜钱做的眼睛，因为金钱是老板真正的生命源泉。只要看到老板们双目无光，面容憔悴，有气无力，我就知道他们最近一定是“流年”不顺，或错失商机，或赚钱不多，或亏损甚巨。他们会靠在沙发上，皱着眉头对我说：“对不起，王先生，最近睡眠不好，神经衰弱，头痛得厉害，胃口也不行。唉，老板真不是人当的。”
这正是，世人都说老板好，唯有金钱忘不了。
过了一段时间，又碰见他，好像突然换了一个人：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双目炯炯，犹如放电，印堂发亮，声若洪钟。他会按捺不住地说：“很成功，很成功！”继而亮出他们赶超李嘉诚的宏伟计划。
如果说财富是致命的吗啡，那么老板则是食量巨大的瘾君子。没有不断加量的咖啡因，老板们的生命力将会因此而苍白，甚至枯竭。
每个机会都不放过
其次，老板们的鼻子灵敏得像猎犬、像鲨鱼。无论生存的机会、发展的机会，还是危险的气味，灾难的降临，他们总能异常机敏地嗅出。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换句话说，就是当天下人都知道这就是发财之路、这就是生财之机的时候，机会往往已经离我们远去。而老板之所以称之为老板，就在于机会女神尚未向世人展露其绝代风华时，他们却能闻香识真容。他们就像鲨鱼一样，哪怕数公里之外有一点点利润的血腥，就会异常迅猛地扑向猎物。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任正非创立的华为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国内市场几乎是跨国狮子们——西门子、朗讯、阿尔卡特等大公司的天下，华为生产的交换机很难打开国内大的电信营运商的防线。一次，总书记江泽民来到深圳视察，邀请企业家参加座谈，任正非也叨陪末座。一般人在这样的时候，更多的是得见天颜，深感三生有幸。而任正非窥见的却是千载难逢的商业机会。他对总书记不无忧虑地说：程控交换机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说它与国防一样重要，丝毫也不过分。现在国内各大电信公司使用的程控交换机主要都是外国公司的。任正非的潜台词就是：使用外国厂商的程控交换机，无异于将自己的秘密示人。总书记听后，心中震动很大。后来朱基总理来深圳视察，专门召集四大银行的行长帮助解决华为的资金问题。从此，任正非与他的华为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春天。
战略第一
其三，老板们的耳朵是顺风耳，比老鼠的还要灵。无论是平常琐碎、熙熙攘攘的市井之声，还是丝丝缕缕、若断若续的高层动静，甚至是大洋彼岸一只蝴蝶轻轻抖动翅膀的声音，都逃不过老板们灵敏的耳朵。
我认识一位超级大老板，典型的南方人，其貌不扬，不善言辞，为人极其低调，走在街上俨然俗人，由此闹出不少笑话。就是这么一个人，1999年房地产在南方正做得风生水起时，突然一人只身潜入还不太被人看好的北京。有一次，他独自一人去看他的一个在建楼盘，探头探脑之际，被以貌取人的保安疑为有觊觎之心的盲流，一顿呵斥。该仁兄也不申辩，亦不现出本相，悻悻然离去。等北京申奥成功，他一口气在四环之内圈了5块地，每块地的规模和价值都超过名扬天下的潘石屹的现代城。与此同时，他还把眼光放到当时还并不被人看好的天津，要打造一个几十平方公里的休闲小镇。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个老板的排兵布阵深表疑虑——5个大盘齐头并进，现金流怎么解决？如此大的体量，如何安排销售？回款如果不能及时到位，届时怎么解决下一阶段开发所需的资金？管理团队来自五湖四海，彼此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大相径庭，冲突不断，短时间之内如何整合？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个老板的庞大企业崩溃在即。
我的看法与众不同——这个老板不但不会崩盘，而且还会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老板是一个称得上是战略家的人，正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他算的是以时间换空间，占据时代制高点这一大账，至于管理学上的其他都是成本。
下海10年来，我接触过无数的老板，也见证了他们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情环境中太多的沉沉浮浮、生生死死。我始终坚信：战略至上，战略为王。一个老板只要他的战略定位准确，不犯方向性的错误，至于其他诸如企业管理、运作、人员配置、内部协调等即便问题多多，至多只是“肘腋之患”，断不会伤筋动骨。
这个老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多年的沙场拼搏，已经磨练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商业直觉。他感到城市化浪潮正在深刻改变这个泱泱古国的方方面面，而北京、上海即将迎来又一个投资的高潮。此外，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负面的影响开始呈现，届时中央政府一定会采取措施更加严格地控制土地的转让和开发，银行也会紧缩银根。所以正当北京的经济学家们争论经济是否过热时，正当北京的地产“侃爷”们大谈“居住改变中国”等哲学命题时，这个老板却“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等2003年北京市颁布了停止经营性划拨土地协议的4号文件，以及上海市大力推行土地公开招投标政策时，绝大多数的发展商才惊讶地发现，身旁已冒出了一个伸只胳膊都比他们的腰还要粗的巨无霸。一个时代落幕了，此时，他们才悲哀地意识到捷足先登者已经牢牢地站立在坚实的土地上，而他们自己却身处一块逐渐飘离大陆的浮冰！
老板是什么？他们像饥肠辘辘的恐龙，永远都吃不饱。他们之所以屡败屡战，跌倒了又爬起来，是因为他们心中始终燃烧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对成功的渴望。他们虚与委蛇、忍辱负重、强装笑容、点头哈腰、甘当孙子，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高远——要么是中国首富，要么是世界500强。他们最大的痛苦不是别人的白眼、社会的压力、经营的艰险，而是我什么时候才能赶上或超过李嘉诚？
来自9亿人的精英
细察中国的老板，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类老板是来自社会的底层，主要聚集在珠三角和浙江一带。广东的老板90%以上是洗脚上田的农民，还有一部分是小手工业者。而浙江民营企业100强中，90%的老板出身是农民或裁缝、修鞋匠等小手工业者。
这些人普遍家境贫寒、兄弟姐妹众多，初中高中水平，有的甚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或者是文盲。他们可以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从小就备尝生活的艰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们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背景。他们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说是两手空空，身无长物。为了家庭和个人的生计，很早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
今天，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群之一，但还是有许多人对其出身、水平和能力产生质疑：这样素质的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能走向世界，能做成百年老店吗？
是的，这些草根老板出身于卑微的农民家庭，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训练。他们没有优雅的谈吐和潇洒的举止，但他们却是中国八九亿农民当中的龙中之龙，凤中之凤，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的今天不是来自世袭，不是来自钦命，而是来自残酷的生存竞争。他们的发展轨迹暗合了生存竞争的哲学——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人们看到了他们的出身，却不知他们的成材率远远没有科班出身者来得高，可能只有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但正是这一高赔率使他们更具传奇色彩和生命力。就像战争年代的将军元帅，他可能只是一个傻大黑粗的赳赳武夫，一个农民，甚至一个和尚，但他们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所需的一切知识。由于环境的特殊和残酷，这种学习能力惊人地快捷。
可见人有没有所谓知识，尤其是书本的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至少在创业初期是这样，重要的是有没有生存的智慧和在实践中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说不管是权力角逐还是市场竞争，胜败的关键是智慧！中国有句古话叫“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德国大学问家歌德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长青”。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富豪榜有那么多的草根老板，就非常正常了。
逼出来的圣人
第二类老板出身不同，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之间走好钢丝，并且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是这些人不断磨练的生存秘技。
他们创业时都有国营或集体的背景，所以，他们的奋斗历程尽管充满艰难险阻，但往往没有前者惨烈和充满血腥。起步阶段因为他们的官方背景，政策、法律或世俗的力量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但不是阻力，反而是一股推动力量。这时，只要他们头脑灵活、行动快捷，兼具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一般来说都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其实，对他们最严峻的考验和心灵的折磨是如何在迅速发展的企业和个人逐渐膨胀的野心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也是对他们生存智慧的极限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穿梭在灰色领域或复杂迷宫中的先行者。
譬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横店集团的徐文荣都是真正意义上“与时俱进”的模范人物。两人创业之初都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支部书记，当中央要全国人民奔小康时，他们自觉自愿地戴起了“红帽子”，乘着政策春风加大了乡镇企业的步伐；当邓小平要大家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不要受“姓资姓社”的束缚时，他们纷纷搞起了股份制改造；当政府要求加快产权改革、转变经营机制时，他们顺理成章地摘掉了“小红帽”或指定了接班人，悄悄实现了“和平演变”。江浙亿万富翁相当一部分就属于这一类。
以柳传志和李东生为代表的老板属于另一类，他们将古老的东方智慧在新时期作了淋漓尽致的演绎。这类人在“忍”字上做足了功夫，耐力之好、目光之远、城府之深、手段之高直追春秋战国时期的谋臣策士。类似联想这样的企业，如果当初在市场中被消灭了，可能也就没有人关心了。不曾想，却做成了行业的一面旗帜，全社会的目光便开始聚焦。尽管当初柳传志仅仅向中科院这个老东家借了20多万的开办费，并且这笔款项早就归还，但从根子上讲，联想集团仍然属于集体资产。柳传志太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他深知自己屁股底下有一座阿里巴巴山洞，但那也是一座足可以让他灰飞烟灭的火山。所以他足足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游走于边缘，与各色人等打起太极拳，最后国家认可，上级满意，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元老重臣高兴，普天之下皆大欢喜。
万科的王石玩的则是另外一种策略。试问，王石为什么仅仅只有区区数百万的家产？他当的可是中国第一批上市公司的掌门人。为什么许多跟王石一起在中国股市兴风作浪的汪洋大盗们多把船弄翻了，唯独一个王石不仅把船开得平平稳稳，而且直挂云帆济沧海，开进了新时代？
王石说他的秘诀是不贪。这所谓“不贪”是指两方面：一个是多数地产公司追求暴利，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还嫌少，他则为万科定下超过百分之十就不做的原则；二是不少上市公司掌门人化公为私，穷庙富方丈，他却满足于自己的几十万年薪。但这些解释都是结果，不是原因。
其实，王石作为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之所以没有成为亿万富翁，不是因为他与钱有仇，也不是因为他自命清高。根本的原因是，在以弱击强、残酷激烈的“斗争”中，作为国有资产的保护人，王石要想取得公司长期的绝对控制权，首先就得拔刀“自宫”，保护好自己。
万科的老东家是深圳大型国有企业深圳发展集团公司，因为王石特立独行的个性和行为模式，他与老东家的关系一直相当剑拔弩张，复杂微妙。这迫使他不敢在灰色领域灵活穿梭，更不敢明里暗里为自己谋私利，也没有必要为逐暴利冒翻船的危险。别人为暴利冒上绞架的危险，俺王石犯不着，有个百分之七八的平均利润率就行了。力百斤者负五十，轻装上阵，剩余精力去飞伞去爬山。别人若指责不务正业，喏，穷叫唤什么，看我企业走得顺顺当当的。难怪，王石的哥们儿北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谈到王石时说：他是逼出来的圣人！一语道破天机。
从改造世界到改造人
第三类老板是那些有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仕途却阴差阳错被彻底堵死的人。这类老板无疑是中国企业家当中最有才学、最有韬略，以及最雄辩、最充满激情的一类。他们对金钱本身的兴趣远没有对名誉、地位、权势和影响力的追求浓厚，也就是说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甚至狂热的政治情结。他们的案头置放的是中国传统经典，诸如《老子》、《孙子兵法》、《资治通鉴》以及《毛泽东选集》。但因为多种复杂的原因或者造化弄人，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和满肚皮的文韬武略，便纷纷响应党的号召下到海里，乘风破浪。
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就是一个政治情结很重的人。重庆邮电大学毕业之后，就进了军队。在部队并非根正苗红的任正非拼命工作，刻苦钻研技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尽管他的手下一个个立功受奖，但他却没有得到一纸奖状，更没有能够光荣入党，就这样不咸不淡地在部队呆了将近10年。直到1978年，他终于以“毛选学习标兵”的身份参加了有重大意义的由邓小平主持的全国科学大会，自是风光无限。老父亲激动之余将他与中央领导的合影放大用镜框小心装好，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憋了十来年的任正非，正当意气风发，准备乘长风破万里浪时，造化弄人，他所在的部队因为大裁军而整体转业。无奈之下，他依依不舍地脱下军装，变成了一介平民，被迫下到海里。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任正非下海之初，曾被人骗得很惨，你相信吗？不过这是事实。可见那时的他还没有静下心来。但任正非和牟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点理性的力量。当他发现已经没有可能走“又红又专”的仕途时，非常果断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激情、智慧与才华全部倾注于当下的事业，而且心无旁骛。经过若干年艰苦卓绝、甚至九死一生的拼搏，终于开辟了一片天地。
凡是存在过的注定要留下痕迹。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不难发现他的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深深打上传统权谋智慧和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烙印。翻开任正非的内部讲话和宣传资料，字里行间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战争术语，你仿佛置身于一个别样的战争环境，心跳加快、眼中放光、热血奔流。以至于有人说进入华为的人都被洗了脑。任正非并不否认这一点，反而说，一个自信的企业最大的底气来自改造人的力量。
让人担心的是老任的这种能力是否可以培养？他的继任者将怎样跨越这样的障碍？这样的战争文化能否在接班人手中发扬光大？随着竞争的日益规范，这种穿梭于灰色领域的灵活手法是否还会有效？我们拭目以待，华为这头土狼怎样快速进化成狮子！■
（本文将收入《第三种生存——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一书）
（ 责任编辑：田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