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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他在担任特首这7年当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历史会有公正的结论的，香港同胞也不会忘记。”
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说，“也许要许多年后，等情绪淡定了，我们才有可能真实地理解这个时期、理解这个人。”
在请辞前一个月，董建华说，自己做了一份很孤单的工作，会很寂寞。
董建华特首向中央政府请辞3天后的3月13日，没有人怀疑，香港经济已经复苏了。 这天香港天气薄阴，在商业区铜锣湾的商场里、街道上，人流摩肩接踵，几乎让人忘记了不到一年前，这个城市的零售业还在为生存而挣扎。巨幅广告牌上，谢霆锋注视着行色匆匆的路人，面孔已由稚嫩变得成熟。楼市的热闹让更多的人感到未来又充满了希望———一些楼盘的价格已经恢复到1997年金融风暴前的水平。在惊涛骇浪般的8年即将过去的当口，香港媒体铺天盖地地讨论着特首突然更迭的消息，市民却表现得非常平静。
某种程度上这是充满回忆与和解的几天，就连那些最反对董建华的人士，此时也一反常态地表现出对“董生”的理解。
13日中午，董建华位于半山的住宅嘉慧园却仿佛置身事外。附近没有行人，只有路旁停了两辆本港媒体的采访车，一位记者在车旁吃着快餐。入口处站着一位保安，代替了12日以前在这里站岗的多位警员。我们驶进大楼车库，被拒绝拍照。四周的安静，几乎让人难以想象，处在舆论中心的前任特首就住在这栋楼里。
在前夜，特首位于深水湾香岛道的别墅香岛小筑，现场所见也没有亮灯，车场也没有停泊任何车辆。
在香港的高地上凝望这座城市，董建华在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行政长官宣誓就职仪式上的致辞言犹在耳。当时他用并不特别擅长的粤语读出了亲笔撰写的句子：“今天，我们幸运地站立在先贤梦寐以求的理想高地。”从他的言谈中可以感觉到，父亲董浩云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刻。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总是说，要记住，你在香港，将来到国外去念书，要记住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一定要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觉得光荣，有机会你要帮国家、帮民族多做一点事情。如今他有机会———而且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机遇———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了。
在那之前两年，美国《财富》杂志的封面文章的标题是“香港之死”，内容涉及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现象、犯罪分子、法制与立法局选举制度等，认为香港前途暗淡。一般认为，该文代表了西方对香港回归后的普遍看法。
无人察觉的危险正在来临，在那11天前，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泰国财政部长辞职。曾在1990年代攻击过英国、意大利、墨西哥并获利颇丰的国际炒家，包括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正在急攻泰铢。
就是在这样的雨夜，中国政府庄严地收回了香港的主权，整条巨龙的光彩都映照着它口中的珍珠，而世界对这条巨龙的怀疑的重量，也都压在这颗珍珠上，甚至都压在了董建华身上。
“硬颈人”
在当时的“高地”上，董建华已年近60岁，依旧龙精虎猛，体健如牛，每天早上7点上班，深夜11点下班，因而在此后8年中博得了“7－11”的绰号。他的爱国爱港的热忱毋庸置疑，往日经历中跨越坎坷的能力也无可挑剔。同时，他的行为模式已经固定，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企业商圈而非政府机构。8月份禽流感突袭，香港人“杀鸡杀到手软”——共杀了100万只——接着就是新机场营运首日出现混乱局面。“谁都没应付过，没有相关经验。”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如今回忆说。这些仅仅是香港坎坷8年的伏笔。
7月2日，香港回归翌日，泰国被迫放弃与美元联系汇率制，泰铢贬值。董建华显然没有警觉到危机即将袭击香港，而在整个世界上，也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的序曲。
因此，当“八万五”建屋计划出笼时，赞成的声音多，反对的声音少。1997年10月，董建华在上任后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按照香港长远人口及住屋需求，每年兴建8.5万套住宅，作为长远的建屋目标。这一计划的前提是，香港的房子太贵了，普通阶层人士终其一生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住房。
1997年，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曾调查最低收入者居住的笼屋的状况，发现笼屋是社会问题的表征。与此同步，整个房地产行业衍生出的经济泡沫，也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对于金融风暴，整个香港都没有准备，”2005年3月12日下午，46岁的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回忆说，“风暴在泰国、韩国爆发时，我们还在忙着回归的事情，大家都不觉得那些国家的灾难也会落到香港。”
1997年，香港很可能是亚洲最成功的财经金融中心。公务员队伍廉洁高效，政府奉行明确、简单的税制，基建、银行及金融设施完善。人均GDP达到25000美元，在亚洲名列第2。外汇储备92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3，它能够给予流通货币的支持，不仅是1倍或2倍，而是8倍之多。在那以前的20年中，世界各地先后经历过至少一次经济衰退，但是香港没有，始终像乐观的童子军一样大步前进。
香港的经济堡垒不仅美轮美奂，而且还仿佛坚实可靠；事实上它的骨架也确实大多是以钢筋铸就，除了一根玻璃梁柱：包括贸易、金融、法律、会计等在内的服务业，占到GDP的85％以上。资金的投入异常迅速，但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资金也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流出。
出租车司机苏顶明永远忘记不了1997年10月20日，当时他到内地玩了6天，回到香港时，原本价值30多万元的股票就只剩下不足4万元。许多香港人攥紧了矿泉水瓶，在炎热的天气里挤在一起，看着证券交易所的显示牌目瞪口呆。
当日是美国华尔街股市惨剧“黑色星期一”的10周年纪念日，香港股市开始下跌。至23日，恒生指数持续暴泻，与8月份市值高峰期相比，香港的上市公司市值减少了15420亿港元，减幅达35％。仅香港十大富豪，估计损失就超过了2100亿港元。同样截至这一天，银行利息上升了300％，楼价开始下沉。
香港零售业常常喜欢叫嚷“跳楼”价，如今真的有人从变成了负资产的按揭楼上跳了下去。对于特区政府来说，同样糟糕的一点是，这一关键的时间点仅仅出现在特首宣布“八万五”建屋计划的两周后。
面对城市遭遇的灾难，董建华第一次表现出了他的倔强和执拗。这位在其后7年中被称为“硬颈人”的特首，决定承受短痛，维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以避免长期的不确定性———充足的外汇储备和中央政府的支持，成为了他的信心基础。金融风暴的阴云在香港上空盘桓了18个月后，决斗的时间到来了。1998年8月，当“大鳄”在货币和股票市场同时张开大口时，董建华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决定入市干预，以挽救整个城市。
董建华在香港经济复苏之际选择了离开
香港人对于楼价10年上涨10倍印象深刻，买楼不只是居住，更是一种投资。歌星王菲在1997年以七成按揭，分20年供款的方式以4800万港元购入了沙田宝松苑豪宅，每月供款额达29万港元，两年后只能半价出售。楼价的惨跌制造的负资产户数以十万计，2001年，据中原地产数据，香港60万个负资产账面损失达6000亿港元。
在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克雷宁教授看来，香港当时是陷入了经济学所称的“财富递减效应”。他的浅显的解释是，股票市场跌落40％，人们觉得自己的财富减少了。他们觉得自己的财富减少了，就会减少购物支出。减少购物支出，生产就会减少，受雇用的人数也会降低。
对于普通香港人来说，切肤之痛却总是体现在房地产上，而不是理论上。在短期内，房地产的低迷直接造成中产阶层破产，又连累百业受损，拖垮了整体经济，正是每个人都可看到的事实。
在1999年“人大释法”过程中，董建华采取了一种更实际的态度，并最终在法律上获得了合法性。当年1月29日，5名香港终审法院法官裁定，港人在大陆所生子女无须经大陆公安部门审批，即可享有在香港的居留权。 据5月6日特区政府公布的评估结果，167万港人在大陆子女至港之各项服务需求，至少要开支7100亿元。一些香港传媒指出，此裁决完全是“香港人在冠冕堂皇的招牌下玩残自己”。
香港基本法规定了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也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但却没有列明他们在获得永久居民身份之前所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是否可以成为永久性居民。
1月26日，终审法院5位法官表示，毫不质疑大陆“人大常委会”具有解释基本法及按基本法条文和规定程序行使权力。5月19日，香港立法会在35票赞成、2票反对、19位“民主派”议员离席抗议的情况下，通过支持政府要求人大常委会释法。
在现实与观念产生冲突时，董建华给人以倾向于现实的印象。
“董的个性其实很执拗。如果没有他的坚持，扶贫是不可能写进施政报告里的，当时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强烈反对，没有人支持。”与董建华有过当面交流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大乐说。
1997年，董建华孤身一人进入港英政府留下的公务员体系，领导这个东西方交汇的特别行政区，其孤独感一再表述，亦从未完全消除。在本港人看来，他是一个上海人，粤语不灵光，不会表演，与香港人熟悉的政治家形象不符。在政治技巧上，他与公务员传统略有出入，同时博得了下属们的好感和疏远。
这位温和而执拗的特首缺少奉为圭臬的座右铭，有受访者表示，对于困难时期的香港的公共政治来说，应该有一个更为强力的领导者来鞭策香港公众。不过，依照新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如果一切如1997年之前那样发展，董建华也许是相当合适的人选，因为在平稳时期，恰好需要“政府向公司学习管理”。
肖耿认为，内地不该低估董建华时代的香港，因为它的综合体系和社会秩序在亚洲依旧是楷模式的。更为主流的民间意见是，董建华的功绩在于，实现了世界上最多元的资本主义城市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良好融合。
3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他在担任特首这7年当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历史会有公正的结论的，香港同胞也不会忘记。”
在香港特区立法会辩论《回顾行政长官任内之施政》议案时，民建联、自由党、港进联及早餐派等议员均肯定董建华的政绩，当日还担任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在发言中也指出，董建华带领特区政府克服了三大挑战：落实“一国两制”；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并订下香港经济转型的策略；订下教育改革、引进问责制官员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检讨等一系列的政策改革，推动香港社会向前迈进。
“现在评价董先生还太早，无论是指责他或同情他，我们都带着太多的个人情绪。”亚洲电视助理采访主任郑钢英说，“也许要许多年后，等情绪淡定了，我们才有可能真实地理解这个时期、理解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