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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涓涓
北京报道
这是一个奇妙而气势恢宏的场景：在地域辽阔、政治和经济结构复杂的中国，“行政分割”、“相对封闭”、“体制不一”、“标准各异”的省市，正在按照新一轮地域界线的划分，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描绘一份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图谱，并且逐渐成形——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起，到80年代末倾力打造的“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直至去年12月明确将“中部崛起”提入次年经济工作六项重点任务之一为止——事实上，一个较为完善的区域经济格局雏形已经基本显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对此的评述是，国内各区域的经济格局的形成，有利于打破行政分割和自我封闭的经济体系，以区域统一市场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加强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基础，有利于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从珠三角到“泛珠三角”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中部六省政协委员们通过一份相当罕见的六省联合提案（《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提案》）来向中央提请“政策诉求”，图谋中部地区的发展出路。
与此同时，率先在国内崛起的“珠三角”已经借着ＣＥＰＡ的东风，也在两会上高调宣布了自己的构想——要将自去年就已签订合作框架，并已进入具体操作层面的“9＋2泛珠三角”——这个新一轮的区域扩张与联合的规划，争取列入国家的“十一五规划”。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广汉认为，这凸显了目前国内区域经济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化的发展问题——有的还在挖掘战壕，而有的已经吹响了加速扩张与占领的号角。
但是正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创造的“斯密经济增长第一定理”所阐释的那样：市场与分工，以及分工与经济增长和发展，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
简单来说，市场促使分工的产生，分工的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并且反过来促进市场的扩大，市场范围的扩大又将深化经济分工，最终形成规模经济，促进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如此，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会例外——无非是经济的区域化、一体化及最终的全球化。
也就是说，不同的市场范围与分工的不同程度，使得目前国内区域经济所出现的种种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是必然的。而对国家的经济格局而言，这个发展规律也是必然的。
也因为如此，在政府有意识的推动下，“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环渤海”、“西部”、“东北”、“中部”按照计划当中的时间表纷纷出发，与市场开始了一场竞相追逐的约会。
但是，没有成熟社会制度的支撑，想要在政府体制转轨的同时，顺便完成经济的转型，仅有理论显然是不够的。
事实上，珠三角的率先崛起，正是国家在广东沿海地区率先进行体制改革试点的一个必然结果——体制经过改革后的快速成熟与完善，与培育市场经济、协助经济发展加速，是一个相互推动的逻辑。这导致了“珠三角”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长三角”，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区域的概念。
这种自下而上的、由市场拉动的经济版块，完全不同于现在由国家政策自上而下推动的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而因为这种差异——导致了目前国内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化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区域间的经济差距，短时间内显然无法遏止，并且极有可能继续拉大。因为相对于那些仍在市场培育期、寻找突破口的中部、西部以及东北，相对发达地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按照资本逐利而行的天性，是无法停止也不想要停止资本的扩张冲动的。
当区域市场已趋向饱和的时候，资本就必定要寻找扩张之路，而拓展发展腹地、实现产业板块的转移和转型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捷径。
“泛珠三角”的提出无疑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而在新的“9＋2”合作框架当中，包括粤港澳在内的“珠三角”核心城市群，生产总值超过整个区域的一半，人均生产总值是其他8省区的4．6倍，具有很强的经济辐射能力和带动力，是区域内无需争议的核心。与此同时，香港作为国际金融、物流、信息中心，澳门作为富有特色的区域性商贸服务平台，珠三角作为世界新兴制造业基地，这种相对合理的分工布局，在区域市场的布局上具有示范意义。
合作还是竞争？
当“珠三角”与“长三角”正在为如何扩大疆域而思考的时候，内陆相对落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开始对自己的定位进行再思考。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中国水利系统的专家经过多年考察，终于在上世纪末，为流淌了千百万年的珠江“正本清源”，宣布滇东曲靖市的马雄山东麓出水洞才是“珠江正源”。这份纯学术的考证，得到了来自云南政府的热烈欢迎与大力支持。而云南大张旗鼓地对“珠江源”的探察、保护与宣传背后，事实上，彰显的是云南与珠江水系经济势力的微妙格局。
而就在云南因为怀抱“珠江源头”而与珠三角唱和“我居珠江头，君住珠江尾”，并且顺利进入“9＋2”泛珠区域框架的同时，重庆的地方媒体正在掀起一场“为什么不争取与四川一起融入‘9＋2’框架”、“四川已经加入‘9＋2’，那么重庆是否还能与成都联合”的系列大讨论。
合作还是竞争，永远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不仅仅是重庆面临的问题。
比如，中部六省都宣称自己的优势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在具体的产业规划上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包括芜湖都把汽车产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
另一方面，西部虽然手持国家对“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条款，但是云、贵、川三省仍然更加热忱于投入“泛珠三角”的怀抱。
中部六省尽管对“中部崛起”满怀期待，也并没有放弃对其他经济圈的追寻——除了正在打造“1＋8”城市圈的湖北提出“6＋1”战略，力图以大武汉为核心整合六省；以及期望凭借中原城市群为核心的河南在谋求成为中部领头羊以外。以合肥－芜湖城市带为核心的安徽，立志在长三角中谋得一席之地；湖南则带着“长株潭一体化”的战略走向泛珠三角，希望做中国的“第五极”；以“昌九工业走廊”为核心的江西则提出以“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同时对接长珠闽；拥煤自重的山西则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京津唐和环渤海经济圈。
有学者指出，各省市究竟应该站到哪个队伍里，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不确定的左右摇摆不利于一个区域市场的形成与完善，不利于政治壁垒的突破，不利于标准的统一，回到斯密第一定理上来解释，就是无法形成合理的分工，减弱地区的规模经济效应，则经济增长减缓。
他同时提出，反过来看，使形势变得复杂的是，正是区域内市场经济的不够发达和完善，无法自下而上地形成分工——基于尽快提升本地经济水平的策略，政府只能自上而下地涉入进来，按照政府对区域的判断调整自己的行子布局。
资源配置之手
“在区域市场中总有领头羊，总有一个经济辐射圈，其中的关键就是这个区域市场在行政格局中能不能真正做到资源有效配置。”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院副秘书长王建的观点是，区域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在都市圈中建立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是实现都市圈战略的核心。在未来15年内，要根据工业化过程中需求结构变化的规律在各大都市圈内都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制造业结构。各都市圈之间所交换的主要应是各自的特色产品和优势产品，这样就可以把原在各都市圈外的运输转为圈内的运输，从而大大减少区域间的交通运输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国家越来越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省市地区的地方身份意识、区域抱团发展意识越来越清晰，但是迫切的发展心态，反而将指引发展的理论、可行性调研以及最需要做的规划，都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中国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表示，这些现象直接导致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区域经济发展到现在，仍然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缺乏有规划、有分工、合理布局的“一体化”的进程。
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面前，保证经济总量增加、本级别财政收入增长只能排在第一位，但其过程当中并未探寻其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曾经对长三角地区重化工业比例过大的现象进行过抨击，在他看来，重化工业更适合交由资源发达省区来配置。但是重化工业对地方ＧＤＰ的拉动力显然比理论更有吸引力。
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指出，“在投资体制改革，煤电油运、土地、环保、产业政策、信贷政策中，国家已经很明显展现这些意愿。”
（ 责任编辑：孙可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