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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迷失“重庆森林” 中国寻求对等话语权
本报记者 徐 恺
见习记者 王小明
特约记者 傅 辛
重庆报道
3月11日，一群致力于重建货币世界巴比塔的人们，陆续从世界的各个国家，飞抵中国西部的直辖市——重庆。这70多名代表分别来自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他们是政府官员、机构首脑和各国的知名经济学者。
从第二天开始，他们要在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在两江环抱的涛声之间，举行为期两天的“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圆桌论坛”。此次会议由世界经济论坛和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承办。
作为东道主的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等10多位代表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也许就像善变的人类需要一个永恒的灵魂。但是，真的有那么一个灵魂吗？
“过早资本项目自由化”之戒
这是“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第四次圆桌论坛。其主题被命名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平衡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始建于1944年7月。其实质是一种美元等同于黄金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由于7次爆发美元危机，当时的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一举动被看着该体系全面崩溃。
在国际货币秩序目前处于困难和目标含混的状态下，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或许成为一种可能。
1997年，作为一种呼吁，在一群学者和各国政要的积极推动下，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世界性声音浮出水面。
此次重庆会议，代表们需要讨论的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货币组织和兑换率体系的选择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的监管角色和协调政策、国际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未来、国际金融组织的管理架构等。
五音杂陈的议题与其说是为了答案而设置的，不如说是为了与会各国表达更多的问题。毕竟，与六十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相比，世界已经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困难的不是承认这些变化，而是体系内成员同意这种变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表达。
因此，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或许是因为在亚洲举行，如何协调亚洲国家在未来体系中的利益，在主办方的议题中得到了相当的关注。
按照一些研究者的说法，作为世界经济主要引擎的中国，实行人民币与美元联汇的制度，亚洲其它国家表面看来也纷纷与美元挂钩。但是，此举实际上掩饰了其更为重要的一层关系——亚洲货币与人民币挂钩。
按照这样的视角，人民币区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着巨大的份额。按照ＩＭＦ平价基准计算，泛亚洲版块占全球产出的34．1％——仅略低于欧美合计的37．0％的份额。
但是在ＩＭＦ中他们并没有取得与此对等的话语权。
而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以来，ＩＭＦ在危机预防和救助方面所表现的作用和充当的角色，一直颇受诟病。
在2004年10月1日华盛顿召开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治理结构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国际合作的李若谷副行长直言不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想到的一个教训是，ＩＭＦ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仍很脆弱的情况下，过早地建议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其结果是，一些新兴市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遭受了严重的资本项目危机。”
李若谷指出，这种教训源于ＩＭＦ决策机制。这种不民主的决策机制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对执行ＩＭＦ规划的认同感，而ＩＭＦ却可以使用贷款条件来督促成员国改革治理结构。
在重庆，从第一天到第二天，20位左右的来宾各自进行了发言。
“但几乎都是各说各的。”在第一天的会议之后，一位与会人士评价说，“最终不可能形成一个什么决议。”当天的会议从早上9点多钟，一直持续到下午6点以后。
他甚至认为，与会的观点大多并不新鲜。
但是该人士认为，布雷顿的重组已被提上议程。尽管政府官员的身份还只是非政府名义的参加，是作为一种倾听者出现。
“真正的变化还是只有等待政治家来决定。”该人士说。
重估中国在ＩＭＦ话语权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中方代表李勇、李若谷、余永定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等代表先后作了发言。
根据一位与会者的介绍，李若谷副行长在发言中再次提到了扩大ＳＤＲ（特别提款权）的问题。而李勇副部长则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世界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中，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治理效率。而此次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席会议的余永定先生，在发言中则是倡导区域货币合作。
“没有人认为布雷顿体系没有价值。”该人士透露说，“这不是革命。”但是他认为，其中含有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再造的意思。
事实上，这也符合中国相关方面的观点。
央行相关人士曾经对媒体透露，中国准备就扩大ＩＭＦ份额、增加基本投票权、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执行董事等方面来改进ＩＭＦ，提高中国在ＩＭＦ中的话语权。李若谷此次的发言，再次强调了这一立场。
而以学者身份出席研讨会的钟伟教授，则在会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新布雷顿体系”的构想。
他认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造的入手之处，应该从建立非失灵的投票权配额构造、加大管理和透明度和加强制约制度等开始。他说，在过去60年间，执行委员会决定的配额调整只是改变现存的配额比例，而不是反映任何的公式。
ＩＭＦ和世界银行的管理架构和透明度，是另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为什么发达国家依然控制着63％的委员会投票权，而实际上他们只代表着全球ＧＤＰ（ＰＰＰ）的50％？新兴市场经济实体，特别是东亚和拉美的市场经济实体能否在布雷顿体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能在这些领域加大透明度吗？”钟伟表达了他对对布雷顿体系的管理结构和透明度的质疑。
有研究者指出，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占全球贸易的份额由不足1％上升至接近6％，使中国跻身为目前全球第四大出口国，且进口也在飙升。“它过去只是一名小角色”，该研究者认为，“今天，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之一。”
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ＩＭＦ和世界银行中的地位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钟伟在发言中认为，东亚国家可以采取提高区域内的金融合作，例如，建立汇率通道，这有点类似于欧洲的汇率机制。另外，可考虑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促进区域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开发，例如建立亚洲债券市场，亚奥理事会（ＯＣＡ），甚至是单一的亚洲货币；以及分区域使用日元和人民币等方案，来解决美元享有铸币特权所带来的不对称性问题。
“大摩”们的等待
作为此次会议的赞助商之一，摩根士丹利的心态如何，这一点无人知道。
重庆会议，摩根士丹利一共有8人前往。其中包括行长、副行长以及几位执行董事。亚洲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也在其列。其阵容在参会的金融机构中无疑是最大的。
在第一天的会上，谢国忠就他的“摩托过热”模型发表了演讲。这一主题，其主要观点实际上是他在今年1月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
在该报告中，谢国忠认为，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体系内，以资产为基础并由债务来资助的美国消费，以及政府推动并由债务来资助的中国投资，成为了创造需求的两个轮子。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则被这辆“摩托车”拖着前行。
他认为，这种“摩托车”型的增长模型倾向于创造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因为需求创造了它自己的供给。限制这种增长模型的因素并不是通货膨胀；因为全球竞争的存在，商品价格的不断高企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并不能必然导致工资和商品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经济中的生产能力过剩对金融稳定性的威胁和美国的贸易赤字，应该会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构成限制的首要因素。
世界是否真的如谢国忠所言，也许还待验证。但是从中也可以听出对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作为主要国际支付货币所形成“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担忧。
记者对谢国忠进行了简短的电话采访。据他介绍，摩根士丹利资助这个会议已经很多年了，大约从欧元形成的时候就开始了。谢认为，资助这样的活动对摩根士丹利的客户很有利，可以让他们了解一些学术的东西。这次，有很多基金经理（客户）参加了这次会议。
根据会议方的资料，下一次研讨会将于5月1日至2日在土耳其央行召开，会议将就主权国家债务和改革新兴市场的金融措施等问题进行讨论。7月，法国财政部和法国中央银行将主办新一轮圆桌会议，侧重讨论国际货币改革等方面的问题。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那些变化的到来。各自的心思在每次聚会中得到阐释，直到变化真正到来的那一刻。让我们进入下一次圆桌会议。
（ 责任编辑：李淑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