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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先生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开创性贡献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被视为“改革宽松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刘国光先生学术研究最大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理性与经验相结合，实事求是。他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不拘束于一般定论，总是通过不断实践和探索，找出适合于当时条件的答案。
他曾说：“我总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共产党人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说到观点和方法，我以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要坚持的，但具体的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可以选择，可以借鉴，为我所用，为创建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所用”。
他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正确地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使之不仅广为经济学界所推崇，而且成为直接影响政府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他本人则成为一名具有超前改革意识的政府高级顾问和经济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
其主要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
一、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经济实践中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牵涉到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各个方面。
早在1979年，刘国光先生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就深入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既不是相互排斥，也不是由外在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内在的有机的结合。为了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都必须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国家计划的调节。
以理论观点对厘清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混乱认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后来中国理论界确立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做出了前瞻性贡献。
1982年在《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方向》一文中，他率先提出，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买方市场”将逐步形成，价格趋向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的观点，这一观点当时曾受到保守观点的批判，但后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着力研究指导性计划的机制问题，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市场关系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坚持改革方向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认识
1992年刘国光先生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高度发展了的现象形态，在资源配置的问题上，就必须明确用市场配置为主的方式来取代行政计划配置为主的方式，这是我国当时经济改革的实质所在。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性主要有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价格信号、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等，其差异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能脱离它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制约。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从政治制度上说，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领导；在基本经济制度上，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为补充，不同所有制可用不同形式组合经营，各种经济成分和经营形式的企业都进入市场，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
与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市场机制合理拉开差距，刺激效率，同时运用多种调节手段，缓解分配不公，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基本特征，不能不通过注入较多的自觉性和公益性，对市场经济的运转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双向协同，稳中求进”
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货膨胀势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洞察到这将妨碍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 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即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的条件。主张在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宽松环境下，按改革与发展、企业—所有制改革与市场—价格改革两个双向协同的配套原则，稳步地、渐进地推进改革。
在1987年我国理论界和宏观决策界就1988—1995年中期改革思路的讨论中，针对当时部分同志主张改革和发展都要快速推进、用“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在他主持和倡导下，以他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7—8月的抢购风潮和1988年9月以后实施的“治、整、改策略”从反、正两方面予以证实。
四、从“两重模式转换”到“两个根本性转变”
在1985年的文章《略论两种模式转换》中，刘国光先生指出，1978年底以来，我国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的转换，即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新的发展模式的要旨，就是要使速度、比例、效益有一个较优的结合。实现这一发展模式，要求积累的适度，并与消费相协调，以保持一个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宽松局面，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高效地增长。
而新的体制模式的要旨，是围绕增强企业的动力与压力，把微观经济搞活，宏观经济控住。这一模式的彻底实现，既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又能根治投资饥饿、数量扩张等旧模式的痼疾，有利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调控，为发挥企业活力提供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
他当时就提出，我国经济大变动中同时进行的两种模式转换，必然是密切相关，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可能指望两种模式转换是短时间里可以很快完成的行动，它们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需要相当时间才能完成的过程。传统模式和传统观念的惯性，能上难下的利益刚性，以及转换过程中的预期不确定性，都会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模式转换的进程。
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他又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和更新，应成为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和决策的重要内容”。
五、论“软着陆”
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6年底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在谈到“软着陆”的成功启示时，刘国光先生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在整个体制转轨完成之前，都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2、无论是从我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还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出发，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始终坚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3、一方面，在整个机制转轨完成之前，都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另一方面，要抓住稳定、宽松的经济环境，积极推进“两个根本转变”。4、抓紧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是医治我国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抑制通货膨胀、搞好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路。
刘国光先生审时度势，在1998外需下滑、国内消费市场持续疲软的情况下率先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成为上世纪末以来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2004年他又提出，需求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主要矛盾。收入差距扩大和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是造成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 责任编辑：田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