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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先生致力于比较制度分析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他集专业精神和平民意识于一身，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家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是什么”的问题。然而，经济学涉及人们的物质利益，因而往往是现实性很强的一门学问，除了揭示事情的真相，在大多数场合还要作进一步作应用性的研究，提出规范性的意见。依我看，这便是最起码的专业精神，而关注社会公正和社会中人的命运也是经济学家的本份”。
一、结合理论与实践论证市场取向改革的必然性
除“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这一关系改革的手段和目标的问题外，中国思想理论界一直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经历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1978）、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79）、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1980)、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等提法。其中，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不过，吴敬琏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不是就事论事的现象讨论，也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辩驳，而是建立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基础之上，是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和激励成本）所作的比较为依据的，因此是有理论上的严谨性和较强的说服力。在《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一文中，吴敬琏提出，经济体制是由处理生产问题的需要产生的，它的首要功能是有效地配置资源，衡量各种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长短优劣的最终标准，乃是它们能否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经济效率。行政（计划）配置资源方式能够有效运转的隐含前提是：完全信息假定和单一利益主体假定。问题在于，至少在社会主义阶段，这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因此，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在做出决策和执行决策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信息方面的障碍和激励方面的困难。实行命令经济各国的僵化的体制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潜力的发挥，使经济效率难于提高，说明这种运行机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优点是，稀缺资源配置是通过市场这个由上千千万万商品经营者之间按一定规则进行的交易活动交织而成的灵巧机器实现的，因而既能克服传统体制下决策权力过分集中的缺点，又不致出现混乱无序的状态。第一，从信息机制看，通过市场交易和相对价格的确定，每个经济活动的当事人都可以分享分散发生在整个经济各个角落的供求信息，从而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中信息广泛发生同集中处理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第二，各种资源配置决策不是靠行政权力由上到下地贯彻，而是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当事人根据市场信号（这个市场信号已经含有社会调节的因素），通过自己的计算自主地做出并自愿地执行的，从而能够使局部利益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也有两个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完全竞争假定和价格灵敏性假定。这两个条件不具备，市场制度也难以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现实生活中以上两个前提条件也不可能完全满足，但和集中计划经济下情况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有可能近似地得到满足。而且，这些缺陷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由政府干预和“行政指导”来弥补的。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管理、政府干预或行政指导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就是说，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同时引入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计划和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的调节。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国家拥有多种手段进行干预和指导，就更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影响，改善资源的配置状况。他还提出，正如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中一样，市场经济也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并不必然要以财产私有和西方民主为前提。市场经济是可以建立在实现形式经过改革的公有制的基础上和以社会主义民主制为政治外壳的。他指出，现有的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机制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双重体制”，是目前我国经济整体效益低下、经济秩序混乱和国营企业缺乏活力的深刻体制根源，只要这种“体制失灵”的状况不作根本改变，就很难增强我国经济的活力并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总之，他从理论推导和国际经验两方面证明，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运行方式是一种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能够保证有效率地成长的经济体制。因而它的确立，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二、主张整体协调改革
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接下来便是改革的战略选择问题。早在1985年，吴敬琏就针对当时流行“搞活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提法，提出了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在新体制下，企业从旧体制中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指通过竞争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市场，并且不单有竞争性的商品市场，还要有要素市场，从而形成一个体系；旧体制时代的宏观调节体系是由中央行政当局“一竿子插到底”，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决定经济资源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的配置。而新体制下，市场机制才是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当局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间接地进行。
上述以吴敬琏为代表的主张，被理论界称为“整体改革论”或“协调改革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理论讨论和方案设计中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
三、探索并推进国有经济根本改造道路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
吴敬琏认为，国企改革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布局调整，放中放小和退出非战略性行业；另一方面是实现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制。他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有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介入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相当长时期，吴敬琏是沿着“放权让利”的思路考虑问题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他也曾想按照自己的老师孙冶方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模式，试图设计一种在保持资源的计划配置的大格局下给国有企业以自主权，以便发挥它们的积极性的体制。
在80年代中期，吴敬琏先生提出，放权让利并不是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必须实现企业的制度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
中国从1986年末开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试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但由于对什么是规范化的现代公司制度、如何按公司制的基本规范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改造，以及这一改革的实质和重点是什么等问题缺乏准确的把握，没有达成试点目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朋友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现代公司和它的治理结构。这一辛勤劳动的结果，使他们很快走到了国内研究企业理论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前沿。
正是在吴敬琏等人的持续努力下，我国引进了公司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的概念。他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论述，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论证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障碍，是苏联政治经济学关于“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的教条。1997年“十六大”前夕，吴敬琏经过全面研究，运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原理，批判了错误的论调，树立正确的观点，为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开辟了新的前景。
根据以上认识，国有经济改革既包含国有企业改革，还包含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1997年，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课题组，提出要依托在改革中已经涌现出来和将要陆续建立的优势企业，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发挥资本市场在资金配置和再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这一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方针在十五大上提出，使国有经济改革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五、论证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要性
90年代中期以后，吴敬琏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98年，当如何分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成为政府和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时，吴敬琏提出了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了如何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国务院领导采纳了吴敬琏及其他人士提出的应以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就业的建议并发出了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等一系列指示。接着，他对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了全面的考察，并且向国务院领导报告他的考察结论，指出民营中小企业“所蕴涵的巨大的、有待开发的潜力显然是我们克服当前困难和走向新的高涨所应当依靠的力量。”这些意见也得到国务院领导人的支持，向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作了通报。
六、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吴敬琏是最早对转轨过程中可能出现腐败蔓延甚至陷入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本主义）泥坑危险提出警告的经济学家之一。并且，他对腐败行为的批判不仅仅出于道德义愤的抨击，还基于经济科学的冷静分析。1988年，他和一些经济学家在讨论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官倒”现象时，引进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加以分析，揭露了“官倒”活动权钱交易的实质，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转轨期间腐败的另一种形式，是利用市场的不规范和某些不受约束的权力掠夺中小投资者致富。吴敬琏依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对我国证券市场上“政府托市、公司圈钱”，以及官商勾结、操纵市场，坑害中小投资者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批判，并力倡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证券市场。他的论述虽然受到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小投资者的误解，但他的科学态度和维护弱势集团的无畏精神却赢得了多数人的尊敬。
吴敬琏对于转轨时期的社会关系和政府职能的分析具有独特之处。关于各种社会力量对待改革的态度，吴敬琏作了这样的区分：第一种是亲市场取向改革的力量，他们力图建立一种符合大众利益的市场经济，以便求得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二种是亲计划体制的力量，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姓“资”，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第三种人既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也不愿意看到规范化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的建立。他们力图保持现有的双重体制，甚至企图通过“设租”活动，扩大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以便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弄权“寻租”，发财致富。由于上述第三种社会力量的活动有可能导致改革偏离建设好的市场经济的方向。1998年，他率先发出避免滑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的警言。
吴敬琏认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他还认为，改革不是一个经济自发演进的过程，而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这就意味着经济利益关系的巨大调整。这种调整必然会遇到那些不愿意放弃原有既得利益的人的阻碍和抵抗。只有政府通过运用行政、法律、教育、经济政策诱导等各种手段，才能消除这种阻碍和抵抗。政府除了要保证在转轨时期的产权再配置中初始分配不过分悬殊之外，还完全应当而且一定能够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抑制少数人个人财富的过度积累，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七、改革的另一种经济学
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改革思想始终是一种稀缺的“公共品”，个人提供这种特殊的“公共品”对他来说边际成本远远大于边际收益，所以对提供者来讲不但需要胆识，更需要大智慧。有很多改革理论或政策主张也许不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知晓，但却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改革进程和效果，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命运。这就是在中国特殊改革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经济学，吴敬琏先生就是这样一种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无论是参与中国经济的理论政策讨论和改革方案设计工作，还是从事各项实际的改革工作，他总是本着学者的良知，认真负责地履行中国经济学家的特殊职能，例如：
1、1984年7月参加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的意见书的写作。这份意见书为商品经济“翻案”成功，给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2、1984年12月，由他领导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的一个课题组将题为《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送交我国党政领导，指出由于工资性现金支出增长过猛，投资规模过大，货币投放过大，需要采取宏观调控措施，防止信贷总规模失控。这份报告促使国务院领导在1985年初做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正确决策。
3、1986年4～6月在担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期间，领导起草了我国经济体制配套改革的第一个框架性方案。这个方案经修改补充后在1986年8月得到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批准。虽然它因故未能执行，但开了改革总体设计的先河，并为1994年的改革作了准备。
4、1992年4月向中共中央提出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这一建议为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所采纳。
5、1992～1993年期间，以吴敬琏为首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课题组经过深入研究提出的《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以及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管理、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和市场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方案，为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6、1997年5月，由他自己署名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研究报告和由他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组向党中央提出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为十五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突破作了准备。
7、他在1998年4月～7月间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推广浙江的做法，把帮助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确定为中国的大战略。他的这个倡议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响应，使中小企业大发展的热潮逐渐兴起。面对当时内外不利的经济形势，他还提出，应该“双管齐下”的经济政策，除了采取“凯恩斯主义”式的政策外，还要采取“供应经济学”式的政策，这就是说，除了强化业已采取的扩大需求的措施，还要在激发企业的活力，启动民间投资上多下功夫。
8、1999年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为十五届四中全会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关于如何执行“有进有退”的方针、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重要思想被写入四中全会《决定》。
9、在2003年SARS发生之后，撰文呼吁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提出要政务公开，公共信息透明化；提升社群自组织能力。
八、结束语
吴敬琏先生在国内较早应用并推动比较制度分析，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既没有教条式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也没有尊奉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为圭臬，更没有生硬移植其他转轨国家的改革思维，而是将其改革理论与政策思想建立在比较制度分析和中国具体的历史、国情基础上，并富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历史视野，所以他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理论的威力和中国经济学者的尊严。他提出的改革应当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整体协调改革，应当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发展私营经济，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应当建立法治，实行宪政民主等思想和主张，对中国改革有重要影响。
不但如此， 吴敬琏还参与创办和主编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4～1993）、《改革》（1992～2000）、《比较》（2002至今）等重要杂志，对经济学和改革思想的研究、探讨和传播提供了高水准的平台，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教授，他还培养和影响了众多的晚辈，是一名优秀的经济学教师，对我国的经济学教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责任编辑：张雪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