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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当柯萧（音译）需要100万元（约合12万美金）建立他的塑料袋生产企业时，他以高达20％的年利率向朋友和亲戚借钱。虽然他知道银行贷款的利率可能比这个数字要低许多，但是银行并未提供很好的服务。柯萧今年27岁，在中国东部福建省的锦江市拥有自己的塑料袋加工工厂，年销售额达1000万元（约合120万美金）。他回忆到：“我曾经尝试着联系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中国银行。但是银行工作人员只是坐在那里抽烟、看报纸。他们甚至不愿意看看我的商业计划书。”柯萧的经历在锦江并不希罕。他透露，他工厂生产的塑料袋销往超过300家私有制鞋工厂。而他绝大多数客户也采用类似的融资方法。
36岁的王鸣（音译）是锦江市一名地下贷款者。他表示：“约有20％到30％的制鞋厂选择向私人贷款者借款。只有那些规模较大的工厂才选择向银行借款。” 王鸣用于借给别人的50万元人民币（约合6万美金）主要来自早年经营小卖卖所得的收入，他的年贷款利率为10％。他说：“向我借钱的人很多。银行不会批准金额仅为几十万元的贷款项目。因此，借款者转向我们借款，通常借款周期为几个月或一年，以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王鸣透露，他只是一个很小的贷款者。拥有超过100万资金（12万美金）的大贷款者还有许多。
上述情况不只发生在锦江。各种形式的地下贷款金额的增加正秘密资助私营企业的拓展规模，并且涉及中国超过8亿缺乏资金的农民。同时，难以收回贷款的银行和脆弱的信用合作社只钟爱规模较大、较安全的国有企业和没有风险的政府支持的计划。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央财经大学近日展开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地下贷款总额达7500亿元（约为900万美金）。这个金额是中国合法融资机构贷款总额的30％。调查在全国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超过7000名城镇人口、金融机构员工、管理者、农民、私营企业家和中小型企业雇员中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地下融资活动在中国非常普遍。调查报告指出，中小型企业的资金有三分之一来自非法融资渠道，而中国农民获得的贷款有50％来自私人借款或非法贷款等渠道。
无形竞争者
调查报告作者、中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建军（音译）提出：虽然地下贷款满足了农民和中小型企业的需求，但同时这种方式也助长了超过1万亿人民币（1200亿美金）的地下经济的发展，如假冒伪略产品、走私产品和盗版等，并为他们带来了客观的经济利益。同时他还指出：地下融资吸引了银行存款、同银行争夺借款客户并影响官方利率体制，因而给国有金融体系带来威胁。李建军总结到：“地下贷款对经济的影响总的来说应该是负面的。”
在过去两年里，国家采取信贷紧缩政策以控制发展过热行业的投资和贷款增长，如钢铁、水泥和铝等。上述政策使许多资金从银行体系流入地下贷款系统。中国各银行贷款利率增长在去年前三个季度有所下降，让管理者们不得不担心，大量资金流入银行外体系会给政府控制对发展过热行业的投资所做的努力增加困难。他们的担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事实。李建军谈到：“许多小型钢铁、水泥和铝制品企业开始转向私人贷款。温州私营贷款市场的利率在去年下半年飞速增加。温州是中国东部浙江省私营企业发达的城市。因此，许多计划并未得到控制。私人贷款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减小了宏观管理的作用。”
作为去年信贷控制政策的一部分，国家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10月宣布将利率调高27个基点，并希望利率调高能够在接下来的数月内让更多资金流入银行系统。现在一年存款和贷款的利率分别为2.25％和5.58％。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甚至指出：“利率调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打击地下贷款。”
潜在风险
除了破坏金融秩序以外，地下贷款还由于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如附加担保、缺乏法律保护等）而面临巨大潜在问题。许多时候，地下贷款者的唯一防范措施是借款者的名声。对此，王鸣指出：“许多时候，借款者由于经营失败而无法偿还贷款。你能做什么呢？只能确保你将资金借给诚实的人。你能得到的唯一保障仅仅是一张借条。”在他过去三年借出的40万元（4.8万美金）中，约有8万元（9600美金）没有收回。在风险更大的地下贷款中，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对此，李建军谈到：“地下贷款最大的风险是当问题到了摊牌的阶段时，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在福建省和浙江省已经经营了数年的比较有名的私人融资计划就能够证明他的担忧。
许多私人贷款者都是附近居民，他们参加了一个叫“标汇”的计划，参与金额有组织者决定。他们每个人对自己能承担的利率出价。出价最高的人中标，并且能够获得全部资金。在接下来的会议里，他们需要偿还部分借款，直到每个参与者都中标一次。
在过去，当地居民和农民采用标汇方式向彼此借款，用于支付结婚和盖房子等费用。但是近几年来，标汇成为快速获得资金的方式，人们有时候甚至标中数万元，利率高达20％。中标者并未使用得到的资金或将资金借给他们，或者进行其他投资，而是将贷款投入更大的标汇计划以快速获得利润。
福建省长乐市小学教师陈芳（音译）对此多有感触。她说：“许多人每天都投标，每次金额高达1万元（1200美金）。标汇的风险太大了，数百万元可能在几天内就消失了。有时候，人们赢得了投标，然后消失了。而且这种方式也不受法律的保护。除非事态非常严重，否则当地政府不会采取任何干预措施。”
这样的活动在福建省非常普遍。但是专家们指出：由于这些活动没有任何真正的经济生产活动支持，因此注定会失败。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经济学家王松清（音译）表示：“仅仅进行金钱游戏是不会产生更多金钱的。”
一旦融资链受到破坏，这种活动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几年前，陈芳在一次标汇中赔了6000元（约为720美金），因为中标者携款而逃。她的一个邻居最近由于组织标汇活动而被判入狱8年。两年前标汇活动陷入危急，并且其他许多标汇组织也被关闭了。陈芳告诉我们透露：“她的邻居负债超过800万元（96万美金）。如果参加标汇的人未能偿还贷款，那么标汇活动的组织者将付整个责任。
存在原因
即便如此，地下融资在帮助缺乏有效政府融资渠道的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农民和贫困居民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视的。虽然2002年中国银行借给私营企业的贷款额仅占短期贷款的1.43％，自1989年以来，私有企业的平均增长率高达30％。这一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正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部的高级经济学家所说：“地下融资的普遍存在是有其原因的。”
柯萧仍然欠私人借款者50万元（6万美金）。虽然10％的年贷款利率比7％的企业收益率要高许多，但是通过有效运用贷款，他仍然能够获得丰厚利润。在谈到塑料袋生产行业的短生产周期时，他表示：“我每年至少可以运用五次这笔贷款”。
借款者们并不担心10％的借款利率无法和银行竞争。对此，王鸣谈到：“虽然银行的贷款利率为5％，但是加上请银行官员喝酒吃饭、以及给他们送礼的费用，真正利率和10％也相差无几。此外，如果向银行借款，借款者需要按时还款。如果从私人贷款者处借款，你还可以和我们商量。如果你晚还几个月，也没有什么问题。”
此外，由于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私人贷款的利率比银行贷款利率更加贴近市场需求。相比之下，银行的贷款利率比较死，而且无法完全反应借款风险。王鸣表示：由于竞争减少了利润空间，浙江省地下贷款市场的一年贷款的利率从几年前的30％下降到了10％。但是，许多贷款者对不太可靠的借款者仍然要求较高的利率。
分析家表示，在许多较发达地区，私人贷款者仅在官方一年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加上基点。事实上，类似贷款在小型社区拖欠的可能性要小。李建军表示：总的来说，通过标汇等更危险的渠道获得贷款中有10％无法收回。相反，中国主要银行在进行大量销帐和资本额调整后，平均坏账率仍然高达13.2％。
但是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表示：“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让地下贷款合法化。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有关当局仍然没有明确表明对地下贷款的态度。业内人士透露，不论是中央银行还是中国银行业的管理机构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都不愿承担管理类似市场的责任。他们均拒绝就此接受访问。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报告建议将某些形式的地下贷款合法化，以补充合法融资渠道，同时杜绝那些支持地下经济的活动。
正如李建军的建议：“例如，标汇经营的非常好。我们可以考虑给他们一个许可，并能够更好的监督他们。”但是地下融资不是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方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近期所作的报告中建议成立一个部级机构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 责任编辑：田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