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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14日，时值“两会”闭幕之际，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万众楼举办了专场“两会”解读会，与会的学者们就构建和谐社会、宏观调控、三农问题、人民币汇率等今年“两会”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
林毅夫教授：作为当了18年的政协委员，我先谈一下我感受到的今年政协会议和往年有所不同的五个特点：
第一点，相对于去年的会，今年的会没有什么引起大家激烈争论的问题。
去年3月初的时候，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上是有三派看法：一派认为中国的整个宏观经济非常良好，现在应该继续维持这个好的势头，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预；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了，所以应该在苗头初现之时就把它控制住；还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局部过热与局部过冷并存，应该采取是有保有压。去年，这三派观点在会上争论得非常厉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进行宏观调控，防止投资过热的反弹，对这一点今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争议。当然做法上，是更多的用一般的宏观调控手段还是要加以行政手段，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没有形成交锋，这是今年的一个特色。
第二个特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突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
去年主要讲的是科学发展观问题，当然科学发展观里面也有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些想法，但是去年更多的是从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上讲科学发展观，比如说要如何统筹来维持平衡等等。今年则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内容，如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低保等一系列问题，在整个报告当中提得非常多，而且是用构建和谐社会这个纲领把它组织在一起。
第三个特点就是这一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
立法原来主要是人大的工作，政协过去一般是不参与这些法案的讨论，今年有一个特殊的安排，就是在人大会议上介绍《反分裂国家法》时，首次让政协委员列席这个法案的报告。3月7日下午政协委员也对《反分裂国家法》的草案进行了讨论，这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反分裂国家法》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3月7日之前，国内外的报纸基本上都不知道具体内容是什么。过去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出来就闹得沸沸扬扬，这次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这一点我是非常钦佩的。当然，在出台这个法案之前，已经有不少的铺垫了，比如说胡总书记去参加政协3月4日的民革台盟联席会议时，提出对台政策的四点意见，《反国家分裂法》的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这四点意见。在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过程中，除了最后做完报告掌声不断之外，给予《反国家分裂法》的掌声是最多、最长的，代表们大家对一个中国，对和平统一台湾，确实是有全面的共识，这是我第三点的感想。
第四点感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追究国有企业的投资责任。
获得了代表们一致的支持。过去政府很多投资做了以后，风风火火一段时间，到最后变成一大堆烂帐坏帐，几十亿、上百亿的投资损失似乎没有人负责。当然，怎样才能真正让国有企业的经理对投资负责，这是值得研究。首先，如果都追究投资责任的话，大概也不公平。因为有时候一个投资开始是非常好，但是后来国内国外市场改变，就可能失败。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部分投资的失败也是无法避免的。如果真的实行投资终身责任制，很可能大家都不投资，那就会丧失很多发展机会，其实政府官员最大的罪过就是无所作为。所以这一点虽然获得很大的民意支持，但是怎么来执行还是一个问题。其次，就是现在很多失败的投资是不是应该由经理或行长负责。这有投资很多都是集体决策，而且还有上级指示，到底由谁负责还是一个问题。有一个来自银行的代表讲，四大国有银行14000亿的呆坏帐不应全由行长负责，很多贷款都是地方官员、中央官员要求贷给这些国有企业的，有的是稳定安定团结贷款，银行其实是不愿意贷的，但由于是国家政策才不得不贷。当然也有很多投资的是为了谋求私利，或者是为方便自己的亲戚朋友等等，问题是怎么区分这到底是正常的失误还是有个人贪污腐化，到底是银行行长的决策还是在上级指示决定的，这个是不容易分清楚的。我想这牵扯到我常讲的政策性负担的问题，银行也有政策性负担，银行不应该贷款但是不能不贷款的情况不消除，银行就会用这种政策性负担作为理由来逃避呆坏账责任。所以，应该标本兼治，否则要么是执行不下去，要么就是出现另外一些情况。
第五点，我觉得温总理过去一年的工作得到大家充分的肯定。
政府在4月份做了一个非常及时的决策，开始有保有压，控制土地和控制货币信贷，然后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年初43％，降到全年25.8％，降低17.2个百分点，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软着陆的表现就是通货膨胀率3.9％，投资增长率虽然偏高，但是比去年，尤其是比年初的时候低；同时，外贸增长非常快，外资进来非常多，农民收入增长应该说是这几年最快的一年，年均增长6.8％，比城市人均收入7.2％的增长率低一点。温总理在报告讲完后，从鞠躬、下台、走回座位一直到坐下来，大会的掌声都持续不断，掌声长达2、3分钟，这可以体现出大家对他工作的赞赏。
林毅夫教授：构建和谐社会有标和本的问题要解决。
从治本的角度来讲，社会不和谐首先还是收入分配不平均，有一群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所以导致医疗、教育、卫生等问题。怎么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从治本的角度来讲就是要发展。不发展这些人的收入增加只能靠抽肥补瘦，那有钱的人发展积极性就降低了，可能又回到78年以前的情形，虽然低收入的人群有最起码的人权保障，但是整个社会收入没有提高，最后大家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怎么能够让低收入的人能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加收入，我觉得这还是要回到我常讲的基本概念——比较优势。低收入的人唯一能够赚取收入是劳动力，让只有劳动力的人赚钱，最重要就是必须要有就业机会，如果没有就业机会，那劳动力就不可能获得收入，都在农村种粮食，收入状况会很差。怎么多创造就业机会？当然就是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或者是资本比较密集型产业当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而且我觉得这样做，实际上不仅可以解决就业的问题，而且可以让我们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旧的工业化道路是赶超道路，想一下就拥有发达国家拥有的产业，新的工业化道路应该是每一个时期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产品，这样你会最有竞争力，可以提供最多的就业机会，收入分配会最好，竞争力高了以后就能够赚取更多的剩余，结构提升就会比较快，经济发展就会比较快。东亚经济相对于其他国家与地区，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比较好地利用比较优势，所以比较成功。怎么样才能真正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里面都比较好的发挥比较优势呢？那就是要建立一个各种价格信号能够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基础还是市场经济。
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收入分配的状况会改善而不是恶化。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能够让更多人获得就业机会，资本的积累会非常快，资本的回报率会不断下降，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就越来越高，工资水平就越来越高。描述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曲线，是总结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的规律，可是在东亚，尤其是台湾省，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是不断改善的，也就是所谓增长同时带来公平和效率。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开发，因为即使创造就业机会，弱势群体有没有办法把握这个就业机会是跟教育水平有关的，当然也跟健康状况有关。所以，一方面要强调市场经济，二方面教育、卫生等社会性投入还是需要政府来做的。政府经济事务少做，也就更有时间与财力来做社会服务，我想这是治本。目前的情形是治本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而转型中有一些属于历史欠帐问题，政府对农村地区的投入，不管是教育、卫生都有很大的历史欠帐。
金融体系改革中，资本市场这个体制到底能扮演什么作用，很多人并不清楚。国外资本市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资源配置功能，而我们认为是解决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等问题。这样本末倒置就造成很多的扭曲，就造成很多人可以侵吞国家资产，侵吞小股民资产。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确立长期治本和短期治标的标本兼治，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解决问题达到和谐的社会。
今年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是一个长期问题。我非常同意姚洋的看法，三农问题，农业生产绝对不是主要问题，根本的是农民收入问题以及跟农民收入相关的教育、健康等问题。去年农民收入增长1300多亿，其中600多亿来自于政府的减税和转移支付，另外700多亿是来自农产品的涨价。从这种角度来看，今年农民收入增长的情形会不容乐观。首先，温总理谈到，今年中央答应的政策不会改，但是也不会增加，希望地方政府增加一点转移支付，但从经验来看，地方政府一方面限于财力，二方面利益考虑，是不大可能提高给农民的补贴。从粮食价格来看，我估计今年农产品的价格顶多就维持在去年的水平，而且有可能下降。因为去年粮食增产775亿斤，增产幅度在建国以后是最大的一年，而且去年我们还大量进口粮食。所以我估计今年粮食的价格会下降，农产品的价格也会下来。一方面，政府增加转移支付减少税收的潜力已经非常少了；二方面粮食的价格很可能会下降。今年怎么提高农民收入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林毅夫教授：去年宏观调控的成功，主要就是关紧两个闸口，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信贷，这两个手段更多是属于行政手段。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宏观调控作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政府说要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等，但能不能用市场的手段来防止中国投资过热的反弹，这是值得讨论的。
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个必要且必然的结果。但问题是市场经济体系有很多制度条件，这些制度条件如果不存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在中国就可能低效甚至失效。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一个微观基础，是银行的项目选择必须是非常审慎的。历次中国投资过热的背后都是贷款增长非常快，去年投资过热也是如此，贷款的规模超过整个投资规模的90％，反映了银行的功能有所缺失。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的贷款从来不是仅靠利率来配置的，银行的贷款利率总是偏低于资金供需平衡的均衡利率，造成对资金的需求大于供给，然后用银行看得见的手来挑选这些贷款项目。银行家给不给贷款，并不是只看你愿意付多少利率，也不完全看有多少抵押，必须考虑其他很多因素，包括企业的信用记录、企业主的诚信度、自有资金比例、项目的市场前景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靠利率来调节整个国家的投资规模。目前国内的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在这方面确实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银行没有扮演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挑选项目，最后只能是靠中央政府扮演这只看得见的手用一刀切的方式来调控经济。
98年朱总理提出贷款终身责任制，一段时间内银行贷款行为确实非常审慎，结果就是每年大概只有1万亿左右的贷款，而按照法定准备金的要求还可以多贷1万亿，但是没有贷出，而是转为中央银行的储蓄。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贷款责任制没有怎么提，强调的是要降低银行的呆坏帐比率，扩大放贷规模可以很快降低这个比率。2003年初呆坏帐23％，到年终是19％，到2004年底，呆坏账比例已经低于15％。考核目标的改变造成银行在考虑贷款时，就不是完全遵守审慎原则。现在银行贷款的要求就是抵押，经常是拿房子、土地抵押，可是这并不就代表审慎原则。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时候，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泡沫破灭，是导致银行呆坏帐比率高很重要的原因，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是这样。香港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泡沫也破灭了，但是没有出现金融危机，这与香港对银行贷款的两个比例的控制有关。一个比例就是在总贷款规模中有多少可以贷给房地产；第二就是对贷款者自有资金的比例也有要求。因此，香港在同样面临经济危机时没有出现金融危机。
在投资过热的时候通常都是真实利率不断下降的时候，投资减少的时候是真实利率提高的时候，这两个序列是有很大的相关性。我的问题是这个相关性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谁是因谁是果？两种可能性都有，一种可能性是，真实利率偏低，引起贷款与投资过快增长；另一种可能性是，宏观调控后，投资少了，物价下降，同时名义利率下降，真实利率就不断提高，反过来就是投资多的时候，物价上涨，名义利率不动，引成真实利率不断下降。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真实利率的变动是果而不是因，如果银行贷款是负责任的，是硬约束的话，真实利率偏低导致投资增长是很正确的，但是贷款的约束很难硬化，这几轮高的通货膨胀时，80％、90％以上的投资都是来自银行，在这种状况之下，价格会涨得很快，企业看到物价不断上涨，就会抢着投资。即使企业亏本，他自己亏的钱不多，因为自有资金那么少。甚至看到这个项目不成功的时候，企业会很快地把自己的自有资本先抽走，这种就是如果能够很快赚到钱是我赚的，如果将来不赚钱，我自己的钱拿走，亏的都是银行的。因此，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是，真实利率和投资变动的正相关，是因为投资变动先变真实利率才变，而投资变动的原因是政府对贷款总规模的控制。
汇率我觉得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汇率管理体制的问题，一个是汇率水平的问题。中国94年汇率并轨以后，政府采取的是有浮动的管理，从94至97年，我们一直在升值。但是为什么98年以后我们变成固定汇率，这是受外在投机压力的影响，98年以后大家投机是人民币会贬值，但是中国政府不贬值，只好固定；后来，大家投机人民币会升值，政府在投机压力下不放弃管理必然是固定的。
第二是汇率水平，现在对人民币有这么多的投机主要是对汇率水平有看法，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严重低估，所以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我个人的看法是低估的幅度也不大，绝对不会超过10％，大约是在5％左右。因为我们经常帐户是相对平衡的，我们的贸易顺差并不大，去年外汇增加了很多，很多实际上是投机的钱进来，还有把国外结汇提早进来。
人民币汇率问题最早都是政府提出来的，不是市场先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最早大概是三年前日本提出来的，后来美国也这么说，两个国家都是说人民币低估造成中国出口太多，引起他们国家失业增多等经济问题。这个说法基本上不成立。因为中国和日本在国际贸易上竞争性比较弱，出口的是大都是不同产品，中日出口当中真正有交叉的只有10％，而在有交叉的产品当中，中国产品的档次还是低于日本产品的档次。中国人民币低估造成日本经济困难这个说法的提出跟小泉选举有关。日本从91年到现在一直没有走出通货紧缩，当一个政府在国内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总想找替罪羔羊，中国经济这几年增长特别迅速，特别容易就变成一个目标。美国其实也是这样的，中国现在到美国的出口是非常多的，但其实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部分都是加工贸易，而这些加工贸易很多都是把亚洲四小龙原来对美国的加工贸易转移到大陆来，等于把原来亚洲四小龙对美贸易顺差转移为大陆的贸易顺差，但是美国从亚洲的进口占其总进口的比例是在下降的。此外，现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劳动力密集的，即使中国不出口这些产品美国也不会在国内生产，只能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美国也不会因此增加就业机会。这个说法是美国在2000年经济泡沫以后找替罪羔羊。
投机的背后一定有热钱的影响。98年以前东亚经济一枝独秀，国际上很多的热钱都跑到东亚，就造成东亚股票市场泡沫、房地产市场泡沫，98年以后这些泡沫破灭，这些热钱又跑回美国去，就造成纳斯达克的泡沫和纽约股市的上涨，纳斯达克泡沫后来破灭了。投机的钱又得找地方了，而日本经济还没有恢复，美国经济也相当疲软，欧洲经济一直都不太好。这样只有找中国了，因此这些钱就顺着政治上面的调子来投机人民币了。
从理论和实证的的经验来看，过度的升值不能打消投机的想法，货币升值对中国肯定会有很多不利的影响，当投机压力消失以后再回到有管理的浮动会更好。有人进来投机我们就增发货币把外汇买回来，增发货币需要有各种对冲的办法，会有成本，但是相对于过度升值的话我想成本会比较小。另外，我相信外国的投机压力也会消失，为什么会消失呢？最主要就是中国的资本帐户没有完全开放，投机人民币的成本特别高，这些投机的钱往往要通过中介机构才能让钱进来，我了解到一个机构的收费达到5％，如果投机两年，中国还没有升值他就要损失10％，我个人的判断顶多升值也不会超过10％，大约就是5％左右。这样的话，投机的人一方面成本太高，二方面也没有太高的预期收益，这种投机是不会持久的。
（ 责任编辑：张雪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