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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时空拉回25年，汪前元绝对想象不到认识高度统一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最终会滋生出那么多反对意见来。汪前元是湖北大学法学院教授，他在去年年底刚刚完成“"以市场换技术"的制度安排研究”这一课题。对于“市场换技术”这一深刻影响中国各产业发展的政策的来龙去脉，汪有着深入的研究。
前身
1980年代的中国，到处充满了生机。几乎所有的重化工业，包括钢铁、汽车、农业机械、化工化肥、石油水电等，都已经在中国各地开花。当时的市场还不过刚刚撕开一个口，但在如何从境外引进技术上，中国高层已经形成统一的认识。它体现在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当中的一句话，“外国合营者作为投资的技术和设备，必须确实是适合我国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这也几乎是当时最为普遍的做法：采用补偿贸易形式，或者直接付费的方式，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在国内生产产品。
这种事后被定义为“以资金换技术”的做法，早在1960年代就有了其理论雏形。有据可查的是 ，有这么一个故事：1963年，国内汽车技术的权威、时任中国汽车工业总局副局长的胡亮来到上海。有人向他请教，为什么日本的汽车在战后发展速度如此惊人？胡亮回答道，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引进了英、美的先进技术；第二，大量的资金投入。
尽管迟了20年，但胡亮的想法最终得以实现。1984年，成了中国名副其实的“引进年”。在大量进口汽车，大量引进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同时，各科研、制造单位和大专院校，也大量引进半导体器件生产线。仅集成电路生产线，按《中国产经新闻报》副主编高梁的著作《挺起中国的脊梁》所说的，从1984年到“七五”末期，中国就先后引进了33条；按每条线花费300万乣600万美元计算，这33条生产线共花去9900万乣19800万美元。而其中大部分的钱，被港台投资者拿走了，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干春晖说，“这个比例，曾一度达到80%。”
但是，在中国对外开放初期，相对港台投资者，其他境外资本进入的步伐却是充满疑虑的--1984年至1993年的10年，中国引进的FDI仅为601亿美元。“他们不熟悉中国市场，却又直觉中国市场是块蛋糕。可想而知，他们的心里有多矛盾。”干春晖说。而且，对中方以补偿贸易为主导思想的合作方式，他们并不愿意接受。
他们提出另一套做法--要与中方合资办厂，由他们提供技术、管理和资金--某种意义上，它与中国后来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相差无几。然而，接下来的谈判中，双方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外方在考察了国内原有的一些厂房设备后，认为基础太差，目前在此基础上生产出整个产品几乎不可能。他们建议中国只生产部分零部件，由亚洲其他国家生产另外部分零部件。这种被外方认为投资少、见效快的合作方式，最终由于被中方视为不能达到引进技术的目的而告吹。
反思
自1981年起，对于引进技术，中国先后在相关文件中做过三次界定，一次比一次具体。翻开那时的合同，都能迅速找到“国产化率”、“出口业绩”等具体指标的明文规定；国务院严令各合资厂提高国产化率，并定为做审批投资、考核成绩的一项硬指标，比如汽车业，汽车的国产化率不到40%就不能上公路。
然而，1980年代这一批高价引进的技术和设备，却无法满足中国对改善技术的需求。基本上是淘汰产品，其中只有1/3可以开动，而引进企业也少有明确的消化吸收方案。到1980年代末，还在中方运营的技术和设备已经寥寥无几，“其他不是当废铁卖了，就是承包给外人经营了”。所谓的“外人”，也正是当初技术和设备的提供方。
花费大量金钱，换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却几乎是零。这一事实让人无比沮丧。“一开始，人们怀疑是自己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干春晖说。这种不清楚来源于三方面，不清楚什么是先进和适用的技术，不清楚自己能够消化什么样的技术，不清楚自己在全球生产链条上的定位。
转折出现在1992年。这一年，中国修改《合资企业法》，允许外方控股并出任董事长。
这意味着，中国最终明确提出“以市场换技术”--允许外商进入中国市场，但要带来先进技术。它随之带来的变化在于，将引进先进技术作为吸引外资的核心，转向以吸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大公司投资为主；对需要引进的技术，进一步明确为“先进外国资本、先进技术以及国际先进管理经验”。
紧随其后，中国学术界也展开了讨论。1990年产生第一篇论文，此后五年，大量关于技术转移、技术引进的研究成果发布，它们为“以市场换技术”在中国实施“补上”了包括含义、思路、必要性在内的理论准备。
当时，中国学术界认为，在国际直接投资方式下，东道国可以从三个方面获得技术：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将先进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将技术转移给东道国独立的分包商；外国直接投资还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东道国生产相似产品的竞争力乃至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
成型
于是，在这种认识高度统一的气氛下，新一轮与外资的谈判开始了。中方的目的非常明确：一要有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工艺；二要有雄厚的实力和良好的合作信誉；三是不仅要转让整体的组装技术，零部件技术也必须转让；四是必须是适用的和最新款（最起码是次新款）的产品。
然而，谈判依旧是极端困难的。
已退休的通用电气公司全球销售总裁德尔伯特威廉姆斯说起他在中国经历的一次投标谈判，曾如此感叹双方的分歧--“他们（中方）想要的是得到全部的技术，而我们所想的则是保住我们投入巨大财力开发出来的这些技术。”
另一方面，包括如通用电气的大多数跨国公司也不理解，中国的技术基础如此薄弱，却如此固执地要求引进最先进的技术--他们能理解、吸收并消化吗？
技术的悬殊的确明显。在一次私人场合，原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吉安动情地说，20年前，集中工厂最先进的设备、最优秀的人才，能够生产出外方所要求的几个零部件，都觉得那是无比骄傲的事情；即便中国工厂拿着方案，由外方指导在哪儿钻个洞，怎么钻，也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要在那里钻个洞。对技术的不甚了解，使得中方在谈判时甚至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渴望得到的技术名称。
更糟糕的是，中方对谈判所依赖的战略理论，理解程度就远远不如后者。“以市场换技术”，这项中国学术界才刚刚为其明确定义的战略，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早在1960年代，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在内的国家就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战术、战略。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相当明确——瞄准次经济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不完全竞争市场，通过本土化的研发，达到控制本地技术、主导本地市场，进而改变市场结构和产销供应的目的；围绕这一目标，各种各样的作战手法也已准备齐全。
几经谈判，1992年中方提出的四项谈判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而是演化为一种思路--在以CKD方式（国外零配件国内组装）引进第一代产品的过程中，通过消化吸收，加速形成自我开发能力。汪前元解释说，“也就是说以CKD方式发展产业，并不能纯粹地‘复制'，而应通过技术缺口的缩小达到联合设计，最终走向独立设计，摆脱技术依赖，创自己的品牌。”
尽管此后，“以市场换技术”又经过几次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上述思路一直是后来10年间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线性逻辑。在干春晖看来，这实际上给合资公司的双方界定了一种竞争关系，外方看重的是中国的广阔市场，中方要的是外方的先进技术，谁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就要看谁学得快。
然而，困局并没有因此解开。首当其冲的是资金短缺问题，其次是市场培育问题。当时，中国城镇里到处可见的三资企业，绝大多数还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产业。它们技术档次低，产品直接面向广大消费者，其产品的关联程度较小，难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 责任编辑：xiaoboh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