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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表示，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在充分调查、充分认证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的初步方案，并将按照立法程序上报国务院进一步审议。另外对于企业所得税，有关部门已拟定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切实可行的方案，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率约为24%-26%，相当于国际中等水平，是内资企业翘首以盼的，也是外资企业可以接受的。
从中央为企业的出口退税买单，到农业税于2006年将提前实现全部免征，再到如今个税扣除新标准和企业所得税并轨方案的提出，中央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着税制改革。一些“忧国之士”可能疑问：大幅减税会不会给国家财政收入带来严重影响呢？由此笔者想到了美国一位名叫阿瑟·拉伐的经济学家。当三十多年前的拉伐和一些著名记者及政治家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进餐时，他在餐巾上画了一条曲线（即后来的拉伐曲线），并亮出自己的观点：在现行税率处于一个较高水平的情况下，降低税率实际上会增加税收收入。拉伐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的理由是，一国如果实行过高的税率，其实就等于在鼓励人们少工作。而减税则给人们以适当的工作激励，这种激励使得企业提高效率、加速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福利，甚至可以增加税收总量。
这种情况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不谋而合。近些年来，我国居民工资和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而个税起征点却总是“原地踏步”，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较高税负的重压下疾呼“国民待遇”，要求并与外资企业“平起平坐”。这一切都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从阵阵税制改革的渴望声中，我们依稀可以乐观地预见，“拉伐曲线”适用于中国国情，中央积极良性的减税政策不仅不会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反而可能增加国家税收总收入，并对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我国减税政策的“拉伐效应”至少还有以下两层深远意义：
一是可以降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交易成本。在一种较高税率前提下，企业和个人偷税漏税的倾向比较明显，发生频率也比较高，同样，对于想方设法合理避税的企业和个人而言，他们往往要聘请会计师、纳税顾问等来帮其出谋划策，这部分资源同样也是社会的无谓损失。而减税可以同时抵制这两种情形的蔓延与发生几率，降低社会的交易费用。
二是通过一种经济手段良性地推动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进程。笔者认为，经济和谐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其重心在于如何在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形成一个信任机制。而减税这一具体的财政政策便可以缓解个人与企业对国家政策与制度的抱怨，可以通过减少偷税等违法事件的发生频率与数量来改善国家的法治环境，从而促进我国当前以利益关系协调和均衡为中心的和谐社会的构建蓝图。
因此，笔者期待我国减税政策“拉伐效应”的凸现和深化，希冀我国以“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收”为原则的税制改革能促进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步伐。当然，减税政策的“拉伐效应”毕竟有限，我国财政赤字依然严重，今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将达到3000亿元，虽比去年有所缓和，但绝不可放松警惕。这就要求在减税的同时跟进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等稳健的财政政策，使我国经济不温不火地健康增长。
（ 责任编辑：xiaoboh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