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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著名电视新闻杂志《60分钟》的老牌主持人，莫利·塞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电视人思考的深度
■莫利·塞弗
作为一个新闻人，在这个行业我已经做了50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小镇我开始了职业生涯，我在大学只呆了几个月就辍学，大学的气氛实在是有些压抑人。大学的教授他们自己过得非常无聊，也一心一意地想把学生的日子搞得非常无聊，这些教授一直热衷于炒冷饭，而不是教授我们一些新的创新的知识。
我感到高兴的是最终我能够涉足新闻界，有充足的自由周游世界，能够挖掘感兴趣的素材，工资也能维持体面的生活。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小镇，那里人口与牲畜加在一起也只有一万两千。我非常清晰地记得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的老板问我，塞弗先生，你会不会打字，我说不会。他说，那你上班的第一件事是要学会打字。接着他问我，过了6个月，你会打字了，你猜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猜不出来。他说我敢打赌，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一份更大的报纸打一封求职信。
他说得一点没错，几个月后我就向几家大一点的报社求职。我工作的最后一个平面媒体是伦敦的路透社，然后进了电视界。那个时候，1955年前后，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我们迎来了第一台电视，当时的电视是黑白的，布满雪花点。后来电视却走进了千家万户，征服了观众。当时多数新闻界人士认为电视这种古怪的玩意儿不会有什么将来，因为它是一个被动的小盒子，只配播一些肥皂剧、或者是智力测验，对于那些严肃题材的新闻来说，电视是不适合的。
我们做的是一份开创性的工作，25岁的我在电视新闻界平步青云，从一个记者到制片人再到高级编导。我们没有前人指导，只能自己摸索。我加入了加拿大的电视台，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做一些节目，当时主要是做一些战争题材，电视一直非常热衷于做战争题材。战争是年轻人的游戏，对电视台的编导来说，如果是派出那些未婚的年轻人去做战地记者，即便他们不幸在战场遇难，也不会有一个寡妇在你的办公室哭哭啼啼。
在60年代，我有幸被CBS电视台招募，虽然CBS电视台开办不久，它的新闻已经站住了自己的阵脚。那时我还在伦敦工作，唐·休伊特出现了，他有一个古怪而且勇敢的主意，就是要办一个电视新闻杂志。
毫无疑问，唐·休伊特是一个天才，是他相中了我这匹千里马，虽然我的新工资只比原单位工资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谈到天才的话，大家会记得古罗马的一句话说，天才总是有那么一点疯狂。一点不错，你要成为唐·休伊特那样的天才的话，你是要有那么一点疯狂。
从第一次直播到现在，《60分钟》仍然非常受欢迎。
电视越来越成为主导我们生活的一股力量。曾经有很多美国人认为，国外的那些人不说英语，吃的东西也那么奇怪，而且还如此热衷于杀戮和战争，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国家呢，他们与美国何干？
但“9·11事件”震惊了美国和全美的电视网，人们至今还没有从中缓过神来。美国人开始反思他们的世界观过于狭窄。举个例子，1979年伊朗爆发了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当时也是美国在国外最大的使馆之一，能够说当地语言的外交官只有两名。
电视人经常说的一句警句：电视憎恨复杂性。但不幸的是，当我们面对人性的深层，面对政治历史的事件深层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句格言不再适用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重塑这个现实的世界，然后再加以简化。
在老布什时代或是其他总统任期，我们同伊拉克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当时伊拉克使用的毒气在我们的报道中被看作是防爆器材。后来美国发动了“沙漠风暴”，在伊拉克发现的毒气进而被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后来被称为“伊拉克屠夫”。我还要补充一点，在我们电视行业，欢迎一种特别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是来自技术的复杂性。现在的新的广播电视技术使得我们能够同步了解前线的战事和国外的活动，使得你能够在客厅里看到伊拉克战争的血腥但是血却不会喷溅到你客厅的地毯上。
尽管我做了多年的战地记者，仍为这次伊拉克战争中电视人所做的工作感佩，他们身处危险的战场，而且行动受到限制，但他们报道的精彩丝毫不减。但我又感到有点遗憾，我觉得所有的报道中，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深度并没有提升。虽然我们有时时更新的技术，但是技术却使得我们更加脆弱，因为它使得我们主持人、电视人没有反省和深思的时间，使得我们的观众没有时间在观看电视的时候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
技术的残酷性就在于它要求什么都必须是实时的，将来我期望看到的是这样一种主持人，他能够在前方记者的画面切入之前说，你等会儿，等会儿我再把你切入进来，在这之前我先好好地思考一下。
在伊拉克战争中，我觉得五角大楼最高明的一招就是允许记者用嵌入的方式进行报道，由于这种安排，加上技术的支持，使得美国的很多媒体成为政府的扩音器。那么实时的报道一个负面的结果就是，很多信息变成了假信息，很多情报变成了假情报。
相对来说，战地报道制作的成本比较低，资金来源得到保证，画面非常精彩，腥风血雨，连前线的爆炸声都非常真实。就我个人而言，曾经做过黎巴嫩、刚果、塞浦路斯和巴尔干等地的战事报道，我觉得交战各方所使用的武器都非常相似，而所带来的惊恐和激动也是一样的，军装也非常相近，各方所提出的问题也惊人的相似，对这些问题所找到的答案也非常的相似，而政治家之间的争吵和战争对于政治家的价值，在我看来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对当今的广播人和电视人来说，应该好好地去研读一下1848年国会议员亚伯拉罕·林肯向总统波尔克所说的一番话。当时他严厉批评了对墨西哥的一场战争，他说，这届总统为了逃避大众对政府的批评，把大众的目光引向了军事上的辉煌，这届政府让大众看到的是在血雨中升起的彩虹，大众看到的和迷惑的是毒蛇的一双眼睛。而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战争中，政治家和记者所问的那些问题，在战争结束后，在战争双方都两败俱伤后，才找到了答案，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在血雨中升起彩虹之前，作为记者，作为公众，就应该来问这些问题。
对于大众和我们电视人来说，要问这些问题，必须具备非常渊博的知识，而不能光只依靠政府所提供的那些只言片语的信息，而要问这些问题的话，又要涉及很多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的层面，这正是以往电视人所不愿意看到的。非常不幸的是，在美国，很多记者应该问的问题，却没有能够及时地提出来，往往是做民意调查的人来问这些问题，而回答问题的民众也往往已经被“毒蛇的眼睛”迷惑了。
我觉得，默多克的福克斯电视网正是这样一个反面教材。由于几大电视网的不正确报道，使得我们对于伊拉克的印象就是鲜血和沙漠，震惊和惨痛，以及在汽车炸弹爆炸之后的一片狼藉的现场。而我觉得很多电视的画面都是由半岛电视台提供的，似乎半岛电视台也从福克斯电视网学到了这种缺乏客观性的看家本领。
确实，那些老殖民地国家，那些为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所不齿的国家，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骚乱。他们从一个沙漠走进另一个沙漠，从一片丛林钻进另一片丛林，但是当殖民主义者扛着支离破碎的旗帜回到祖国的时候，他们却能够使得法国英国荷兰和这些殖民国家的知识与文化得以丰富，使得他们的人民有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观，让他们在以后对待其他世界各国的时候，怀着一个敬畏的态度。
我觉得现在正是美国站出来更加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了，不管美国是自愿还是非自愿。对于电视人来说，如果以后我们的每一代人，还只能通过坦克的炮膛 通过夜视镜来观看这个世界的话，那就是我们的羞辱了。但与此同时，我也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度来说，我们有一个民主的机制，使得我们能够在犯过错以后，还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新闻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发现事实的真相，使公众不至于被政治家哲学家所愚弄，我称之为社会的力量，正因为此，我对自己的职业感到自信和骄傲。 （游奔整理）
（ 责任编辑：李淑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