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技术进步是国际通行的经济术语，“科技进步”则是中国特色的“科技行政用语”。一字之差，概念全错。国家纲领性文件中应该摒弃“科技进步”一类的不科学措词。

　　关键词：技术进步 综合要素生产率

　　“科技进步”是一个颇为流行的常用语，不仅挂在许多官员的嘴边，而且在一些纲领性文件中也据有一席之地。

　　与此相对应，“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个颇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不断出现关于某一产业、某一区域、某一时期的“贡献率”测算。其中有很大一部份研究结论，把测算出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归结为“科学与技术的进步”。

　　但是，如果上网Google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工业化国家一般没有“科技进步”的词条，与之对应的概念，是技术进步和技术进步增长率。

　　为什么国际通行的技术进步，到了中国就演化成为“科技进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科技管理部门；如果只谈技术进步，不知该由哪个部门来“管”，一旦延伸为“科技进步”，当然就该纳入科技管理部门的管辖范围了。中国特色的行政权力分派，产生出许多中国特色的行政词汇，“科技进步”不过是其中一例。

　　殊不知，从技术进步到“科技进步”，虽只一字之差，却产生出绝大的概念谬误。本来是一个具有相当广泛含义的经济用语，却龟缩为相对狭义的“科技行政用语”。

　　技术进步的基本概念，源自于经济学家对生产函数的研究。在生产函数中，促进经济增长的全部要素除了资本和劳力之外，统统纳入技术进步的范畴，所以技术进步增长率又称综合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毫无疑问，“科学与技术”是综合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同样毫无疑问，“科技进步”也只是技术进步的一个组成，不是全部。

　　加上“科学”之后的“科技进步”，比不加“科学”的技术进步反而缩小了内涵，这并不奇怪。“科学技术”尽管是第一生产力，但并不涉及生产关系；而国际通行的技术进步的概念，不仅涵盖了生产力的进步，也涵盖了生产关系的进步。

　　在生产关系已经相对稳定的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进步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在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往往比“科技进步”带来的技术进步要显著得多。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农业生产突飞猛进，显现出实实在在的技术进步；究其主因，并不是“农业科学技术”有什么大的突破，而是农业的产业组织从人民公社制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就是说，是改革引发了巨大的技术进步。

　　更进一步说，在我国目前阶段，即使是“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也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于体制改革，依赖于源自生产关系调整的技术进步。非但如此，像“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样一个“御宇多年求不得”的老大难问题，其症结也不在于“科学技术”或“科技进步”，而在于综合要素中的经济体制。以我们这样一个远比印度落后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高技术企业统统陷于融资困境，仅仅由科技管理部门来部署“转化”，哪怕是提升到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的高度，又能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吴敬琏老师再三强调“制度重于技术”，此其谓也。

　　今后在我们的纲领性文件中，摒弃“科技进步”、“科技进步贡献率”这类自造的特色行政用语，转而采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增长率这样规范的经济术语，恐怕更科学一些。技术经济研究部 郭励弘

（ 责任编辑：谢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