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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看问题敏感了点，但我是在争议中尽匹夫之力
■本刊记者 曾繁旭 广州报道
沸沸扬扬的“赴日辩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行：发言稿须经主办方《文艺春秋》同意、不能带摄像、现场不能记录、签证只能三天，等等。辩论团团长，童增，在蓄积了16年后，未能如愿站在日本的辩论现场义愤填膺。
过去的16年里，童增是在争议中度过的。这些争议让他失去了单位，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由和内心的宁静，但他又是如此乐于引发争议。
他的争议，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90年写作《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到1998年下海经商，这八年间他上书人大代表，发动受害者给日本大使馆写信，起诉日本政府等。这一阶段的主题是历史恩怨。
第二个阶段，从1998年下海经商到2005年3月赴日辩论。期间他提出许多惊人之论：“北京人的头盖骨在韩国”、“SARS是美国发动的一场基因战争”。他的关注点逐渐由历史转为当下，但因专业程度不足，常被认为不够严肃。
“我希望从一个英雄转变为一个搭建平台的人。”
对于名声，他大约还是渴望。十多年前采访过他的记者，他都能记住名字。他创建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网站，把上百篇关于他的报道都放上去。
“有名声办事会方便一些，但这不是可以争取的。”他说，“我隐退后，王选，康健，冯锦华等人都比我有名气。”
童增不是滔滔不绝的人。他的表述中有大量的“高尚”词句——“牺牲”，“为国家民族做点事”，“我们每个人都在爱国”。
为了对日索赔，他选择去老龄委工作，后又因此被单位辞退，家庭破裂。但他说：“值得”。
目前，他是中祥投资公司的董事长。“绝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公司了，现在的对日索赔和保钓，我很少直接参与了。”
49岁的童增说，“16年啊，两次八年抗战啊。”
他认为引起争议的是他的言论、性格和行为。事实上，争议的内容也包括：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
国家强大，这才是我们的理想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搞很多民族主义的活动，不如脚踏实地发展经济实在，你怎么看？
童增：这不矛盾。如果只顾发展经济，不顾讨公道、国防建设、民族情结，那么经济的发展是畸形的。我们是民间的，是自下而上的，是民族意识的一种表现。以前，谁能想到，能把日本政府送到被告席上。
人物周刊：你们每次活动都局限在极少数的人中，能激起多大的影响？
童增：其实我们的人很多，但是具体参与活动的人肯定少了。我们也在控制自己的节奏。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过程，不能超过它的承受力。我们逐渐把目的，通过理性和法律的方式体现。
对日索赔，参与的人很多，涌现了很多的名人。这是根植于民间的力量。一种自觉的爱国。
人物周刊：什么是你所说的理性的体现？
童增：传统的群众运动都是义和团、文化大革命的大鸣大放，很快带来了悲剧。今天我们是合法表达意愿，理性，自律。社会富裕，国家强大，这才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人物周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民族主义会不会造成一种障碍？
童增：我们的民族主义反映出来都是一种抗争性的，是受到外来的侵略时候的表达。现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比如说美国，布什的胜利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胜利，是一个爱国精神的胜利。日本也是这样。
人物周刊：民族主义是否一直在可控的范围内？
童增：民族主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些人把民族主义挑起来，被利用。但我们的民族主义是自发的，从下而上的，植根于民间和社会的。这么多年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还是理性的，包括受害者也是这样。
我是在争议中尽匹夫之力
人物周刊：您现在为什么不愿意做更多具体的工作，比如像王选那样，做一些细致的调查？
童增：当年我做对日索赔，给日本大使馆写信，委托日本律师到当地法庭起诉，并且出庭作证。还是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日本律师也是我介绍过来的。王选当时也给我写信。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退出了，现在我做生意，不太可能回过头做具体的事情了。现在我们的胜诉很少，我想转移到国内打官司。我很少管具体的事情，但有事他们会找我商量。
人物周刊：逐步引退？
童增：现在希望是有一个团队，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来做，大家都可以做英雄。
人物周刊：对日索赔的16年，从台前到幕后，哪个阶段最悲苦壮烈？
童增：很多人太苦了，手脚断了，被日本人砍掉了，还不受理解。里面的感觉很复杂。
刘连仁，被抓到日本当劳工，1945年日本战败，他不知道，从当地的工厂跑了，跑到北海道的深山老林生活，吃树皮，吃果子，奇迹般生活下来。1958年有人发现了他，把他带出来，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与世隔绝13年。当时刘少奇也接见了他。他是控诉日本的活证据。现在他死了，封为“反法西斯斗士”。
李秀英也是这样。到死的时候，谁也不念，就念我们。我见过她一面。1995年。
太苦了，有时是会落泪。
人物周刊 ：你好像喜欢引起争议？
童增：这方面事情多了，有人也这样评价我，说我是备受争议的人。的确是这样，我是在争议中尽匹夫之力。
人物周刊 ：16年，怎样衡量得失？
童增 ：家庭、生活，统统受到影响。我觉得要么就不做，要么就努力做好。中国一路做过来的人一批批的，我算是执著的，一直做到现在。这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了。
我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思想，穿长袍，啃大饼，非常传统的。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做，很多人支持。获得什么，不获得什么，不重要。有一种信念，这么多人找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
人物周刊：救世主，或者英雄？
童增：没有。
人物周刊：您觉得幸福吗？
童增：生活来讲，比较艰难，虽然有些钱，但还是困难。我生活很邋遢，有些执著，从一般的幸福来讲，可能谈不上。有这么多人参与，就觉得有种心理上的安慰吧。觉得自己是正确的。
人物周刊：49岁，人生过半，民间索赔的前景？
童增：这种民间的力量，如果在健康、秩序的路上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好的。
这么长时间坚持下来，以后也会继续下去。我很乐观。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