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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为什么要从“这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上“出走”？
这，首先要问他为何而“来”。他本是一个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早以《西藏组画》等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探索的足迹；1980年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毕业留校执教；1982年以自由画家身份移居美国纽约。旅美一十八载，归来只为教学育人。而今，“始终不能适应当前‘学术行政化’ 的教育体制”，受聘第一年勉强招了5名博士生，居然因为外语考试不过关，毫无商量余地一个也不留地“报废 ”；而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像“三八线”一样不可逾越的又是政治、外语考试分数线！《中国青年报》 3月23日相关报道的引题说，“他愤然宣称：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 ”。我要添上一句：也是对陈丹青这样的艺术家和导师的侮辱。“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教授、导师的头衔再戴下去真是比荆冠还难受——对于一个稍有自尊心的文化人；何况是陈丹青！妥协的办法是有的，降低专业标准，从那些政治、外语考试及格者中“矮子里拔将军”呗。可，他，陈丹青，不愿昧着良心，憋屈自己、误人子弟。
今天陈丹青从清华“出走”，也不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息影山林；他是去重操“个体画家”的旧业。他说：“我知道，这是一种奢侈”。
这就是本文想接着说的第二点：他为什么“能”出走。陈丹青之所以“能”出走，除了无“娜拉出走之后 ”怎么办的后顾之忧，主观上是他有真正的艺术家的情怀和抱负，尚未被现行教育体制异化。他的天赋与才能并不止于绘画。他不仅有大量的画作，还有《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这样的艺术著述，更有《多余的素材》这样的随笔集，从中可以窥见他对历史的追问对现实的关切以及他的生活理想。他历经劫波、履及中外的丰富阅历，使他不为名缰利锁所缚，有一种“万里谁能驯”的气概。他曾说：在国外，“没人知道中央美院，你跟他说徐悲鸿，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乎……”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岂是一顶清华美院博导的帽子能罩住的？
写到这里，我发觉最想讲的话已没有多少篇幅可写了，那就长话短说。
我基本认同陈丹青对当前“学术行政化”教育体制的批评。徐友渔先生3月25日在《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对于陈丹青出走的评论很到位。徐友渔文章在“南都”刊发的标题叫《陈丹青出走，我们都有责任》。这是徐文的着重点。是的，我们许多人是当下这种不合理体制的合作者，非正式场合指斥弊端慷慨激昂，转过身要干什么照干，而不能像陈丹青一样为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尽自己的力量。
但是，我也想为清华以及现行的研究生招考制度作一点辩护。清华本来就是一个工科大学，如今要办成综合大学也还是个工科的底子；它的所谓美术学院不就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吗？搞工程（包括工艺）的人，在当今之世要求一门外语及格并不算过分。尤其是：你招的是研究生，是从事“研究”的，培养方向是学者、教师或高级工程师，不是艺术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外语就该高标准、严要求。
当下中国，很多专门技术教育受资源垄断之限，一些想入行入道的人不得不降心屈意往现行体制钻；可是文化艺术方面的人才又何必去挤独木桥？真有志于做艺术家何必去考劳什子博士！你有天赋，肯努力，谁也挡不住你做凡高、高尔基、莫扎特、卓别林。（我一直不明白，咱们中国那些已经名声大噪的小说家、歌唱家、表演艺术家、画家，为什么还要挤进高校挣一纸文凭？既要硬着头皮往人家门缝里挤，受点夹磨就是活该。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都不知道？） 艺术家有志于传道育人，如今也有了一定的自主空间，虽然干起来不如“官家”的顺风顺水省心省力。“ 陈丹青工作室”完全可以搬到校园外设帐授徒，爱谁招谁，谁管得着？陈丹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美院的进修生坦然地说，进美院图的是，一与名家教授混个“脸熟”，二“画裸女”。嘻，美院吸引力不过如此！既然如此，艺术界若有更多的名家教授“出走”带徒弟，一来自己不再有天才学生被埋没之憾，二来“体制内”有了竞争压力，兴利除弊的改革动力必会大增吧。
最后，顺便说一句，最教人瞧不起的是那些总想占尽天下便宜的“通吃”派。有了高官的乌纱帽还硬要利用权势混一顶“博士帽”，仿佛只有这样才比美国总统更威风，这种一网打尽的“捞仔”心态岂止官场有？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