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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近日指出,在2001至2010年的10年中,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总规模将继续扩大,估计可能达到1.6亿-1.8亿人,平均每年转移量在1493万-1662万人。也就是说,在未来的5年内,将还有差不多1亿农民将“洗脚上田”。“近两亿农民进城”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就业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但不仅如此,“农民进城”不仅是对现有社会结构的解构,也是形成新的价值观念的契机。
自195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孕育了半个多世纪。在今天,全局性的城市化运动可以说才刚刚起步。中国有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除了1亿是必要的农村劳动力以外,尚有8亿农民等待进城。这8亿人口,加上已经或即将进入的两亿,他们无疑将是未来中国城市的主体。我们曾经很自豪地宣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我们解决了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制度支撑”,这种支撑最明显的成果是经济结构(包括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开放,使得1亿多农民突破所有制结构、城乡结构而转入非农产业。但是,经济开放并没有带来城市社会的开放,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性障碍,使得农民在城市的身份认同存在着巨大的危机。
从历史上看,人口增长高峰期的明代中后期,也曾有过大量的农民转向城市,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工人”。然而,历史上中国若干次商业化的繁荣并未导致“工业化”的到来。美国著名的中国学者黄宗智(PhilipC.C.Huang)指出,历史上中国的长江流域只有公共领域的扩张而无市民权力的发展。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并由此而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结构的变迁,更取决于社会和城市的开放程度。
在中国,大多数农民工都抱着“挣一笔钱回家”的目的。这种社会预期虽然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是有好处的,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与“工业化”趋势背道而驰。历史上的中国之所以只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没有工业化的增长,这与当时城市的封闭政策有着莫大的联系。许多农民从事工商业,他们的身份认同依然是农民。这与当前中国阻碍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的制度性障碍如出一辙。许多城市都存在河南村、浙江村等等亚文化社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十之八九是“农民”。社会结构不够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在这种“社会预期”下进行的“经济增长”,只可能获得暂时的繁荣。
“人地关系紧张”,“农村消费难以启动”,“大量资源浪费”,这些所谓的“三农”问题,虽然麻烦出在农村,但所有的根子却在城市。只要注意到每年春运铁路上盲动的上亿农民工,就知道我们国家欠了多少“城市账”。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大门应该要敞开。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应该是在“开放”的前提下因势利导,为农民进城做好一切硬件和软件准备。长期以来,不论是在法律上还是政策上,我们都把农民看成救济、启蒙、甚至限制的对象,如此这般,又怎么能够发掘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力。国情专家樊刚曾说,农民才是城市化的主力军。既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农民进城。
( 责任编辑:胡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