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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外开放是为了吸收国际上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吸收的东西分三个层次：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观念层次（也可以说是文化层次）。
在制度层次方面，中国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和中国的社会制度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改革目标由模糊到明确，是与开放的深入分不开的。改革初期，只是为了克服经济管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没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也就没有1992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制度层次的开放还仅仅是开始。
中国观念层次的对外开放更耐人寻味。
对西方文化的最初回应
随着大门的敞开，洋货大量输入，先进技术源源而来，国际规范不断进入旧体制，各种信息大量涌进，西方文化加速传播。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围墙”里的人来说，真有点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积淀，又受到几十年共产主义思想熏陶的中国，西方大潮如此急剧涌进，不能不引起强烈的回应。
最初的回应是矫往过正，过分崇尚西方，盲目接受西方。在青年人中间，从服装到发型，从生活方式到行为规范，都以模仿西方为时髦。
要看到这一次西方大潮涌入中国的国际背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了空前的大挑战，而资本主义世界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兴旺期，经济高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在人们的观念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弹：对西方的崇拜达到了近代少有的程度，对过去一些信念的否定，也达到了几十年间少有的程度。
人们对过去称为“水深火热”、“罪恶”的西方世界十分向往。出国，是人们最强烈的追求。开放的头几年对出国还有种种限制，1984年底，国家自费留学政策松动，出国潮势不可挡。从1978～1991年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生6万多人，自费留学生总数达14万人。
工商界为迎合人们崇尚西方的心理，一大批中国企业挂起了“塞特”、“英斯泰克”、“来博瑞”等莫名其妙的洋招牌；一些国产的商品也用上了“美尼斯”、“奥尼”、“兰波万”等洋名，和舶来品鱼目混珠，以利销售。
盲目崇洋之风仅仅是浅层次的最初回应。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
多少年来，求同、从众、害怕与众不同，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服装、发式、行为、言论，都以“随大流”为心安理得。二三十年来，不管男女老少，都穿蓝色或青色制服，男人一律短发，女人没有烫头。改革开放以来，在青年人中间开始出现“求异”的新潮。这新潮开始为人们所不容。80年代初，留长发的少数青年人受到人们斥责，骂他们是“颓废派”，“不男不女”。工厂里不让穿喇叭裤，有的厂长拿着剪刀站在工厂大门前，专剪青年人的裤腿。青年人这种表现个性和求异的思维，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和国内政治环境的不断宽松，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即使很保守的人，也慢慢习以为常了。
在性、婚姻、家庭方面，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性封闭、性神秘一直主宰着中国。谈性是下流不堪的事。80年代初，一部描写妓女悲惨生活的日本电影《望乡》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由于电影里有两个裸体镜头，招来了广泛的批评。一些家长和教师给报纸写批评信，指责这部电影“毒害青少年”。后来还是邓小平肯定了这部电影的积极意义才平息风波。在这以后，这类电影大量涌入。《查太莱夫人和她的情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等有性爱描述的著作也大量涌入。过去，中国人很少离婚，认为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这种观念维系着大量不幸福的家庭。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观念逐渐打破了。过去离婚都是大吵大闹、互相攻讦，以对簿公堂而分手，现在“好说好散”的协议离婚逐渐增多。令人不安的是，随着性观念的开放，性混乱、性放纵的情况也开始出现。据《民主与法制》杂志报道一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有婚外性行为的妇女占被调查人数的16％。贞操观开始打破，“情人现象”比较普遍。
重新认识资本主义
开放，使中国人看到了与过去教育中所说的不同的外部世界，过去的教育中接受的各种结论受到冲击，有的开始或已经动摇。
怎样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国门打开以后，出国的人多了，成千上万的人到西方去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成千上万的驻外商务人员、访问学者，亲身体验了资本主义。这时他们才发现，资本主义并不是像过去说的那个样子。在现实面前，人们沉思着，他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研究社会主义。
邓小平较早地、实事求是地面对资本主义。他第三次出山以后对日本和美国的访问，以反传统的姿态对待资本主义。在这以后，他又多次讲过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批评一些思想僵化的人说：“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既然邓小平这样说，其他人就更大胆地正视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了。
首先，人们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比我们更高的生产率，有比我们丰富得多的物质财富，人民有比我们富裕得多的生活，有更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当一个社会还有足够的生产力发展的潜力时，它是不会表现出“垂死”的特征的。他们那里并没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鼓动那里的工人“造反”，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学习他们先进的地方。
接着，就有人对资本主义进行一些新的研究，研究它为什么还有如此强的生命力。
著名学者童大林、吴明瑜和刘吉，对上述问题有较深的研究。1988年，他们一起出国考察并且合写了《当代资本主义问题引论》，这本书实际是一篇出国考察报告，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篇不到6万字的考察报告中，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问题”、“资本主义从竞争到垄断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功能问题”、“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劳动结构问题”、“跨国公司和资本输出问题”分别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和过去教育中不同的结论。
由于多年来群众了解到的多是资本主义的阴暗面，所以开放之初人们被资本主义的光明面所吸引，从一个片面性走向了另一个片面性。随着开放的深入，人们开始认识资本主义也有很多弊端，开始客观地认识西方世界，客观地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放之初，羡慕美国的人很多，对美国怀有好感的人很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种种霸权主义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一些原来盲目崇拜美国的青年人，开始对美国的很多做法持批评态度。
新时代的“西化”之争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面对开放现实中的经验教训，对西方国家，不仅看到它的长处，也看到了它的问题。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重新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是“西化”还是反对“西化”？
“西化”，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追赶西方的生产力水平；在体制层面上，不仅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实行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在过去一段时间不仅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直在发生的现实。
反对“西化”，就是本世纪初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30年代提出的“中国本位论”、“中国国情论”、“中国特色论”。反对“西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其共同点都是为了维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系。
“中体西用”是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它只从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在体制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坚持中国的传统。这对于全面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来说是个进步。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这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和“中体西用”相对立的是“西化”（包括“欧化”、“新化”的提法），他们批评洋务派仅仅是“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主张在制度层次和文化层面上也学习西方。“西化”和反对“西化”各执一端的争论到20年代演化为“中西互补”论。实际上，那时的“中西互补论”骨子里还是“用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 用“孔化”代替“欧化”。
到30年代，又出现了“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之争。“中国本位论”是1935年国民党政府授意陶希圣等10名教授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其本意是用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为了冲击体制层面和文化层面强大而顽固的传统力量，这个时期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观点。“全盘西化”只是表示一种西化的决心和冲击力，是矫往过正的意思，它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因为西方的东西也不全是好的，中国的传统也不全是坏的，由于传统力量的根深蒂固，想“全盘” 也“全盘”不了。曾经说过“全盘西化”的胡适也觉得不够科学，自己又改为“充分西化”。最早提出“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后来也没有坚持这个提法。
在40年代，中国学者用“现代化”代替“西化”的概念。冯友兰说：“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新事论》）为什么近代底、现代底就优越呢？因为它进化的时间长，对人类优秀成果积累得最多，对过去的弊端淘汰得最多。
在“西化”和反对“西化”的争论过程中，“西化”论中有忽视中国的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的倾向。反对“西化”的种种理论则常常被执政当局作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的工具。
在清代末年，反对“西化”的一方实际是要坚持“孔化”。他们的争论是“西化”和“孔化”之争。近半个世纪以来，“孔化”和“西化”本身也发生了分化。“孔化”分为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西化”分为“苏式西化”和“资式西化”。到20世纪中期，“苏式西化”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在“苏式西化”的过程中，倒真有一种“全盘西化”的味道，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当成封建糟粕，不停地批判“孔孟之道”，批判“道德继承论”，批判“清官”，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教育体制，连苏联的一些名词也生吞活剥地拿过来等等。但是，即使这样，还是没有“全盘西化”。这说明“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西化”和反对“西化”之争。不过这时反对“西化”的一方实际是坚持“苏式西化”。这时的“西化”和反对“西化”之争，实际是“资式西化”和“苏式西化”之争。20世纪以来，不是接受西方文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用一个“西化”代替另一个“西化”的问题。这时的冲突是两个“西化”之间的冲突——两个“外国人”在中国舞台上打架。
20世纪末发端的空前规模的对外开放，使中国人得到了真正了解世界各国的机会，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空前丰富的思想资料。与此同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又为学习世界先进国家经验提供了广大的实践空间。所以，这期间对中国现代化认识的深化程度，远远胜过了上一个世纪。
20世纪末，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冲突（“孔化”和“西化”的冲突），也要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冲突（“苏式西化”和“资式西化”的冲突）。这两对冲突的结局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而应当是在相互撞击中消除弊端，在相互融合中提炼升华。对两对冲突的四个方面都要进行扬弃，最后在器物层面、体制层面、文化层面都充分吸收方方面面的优秀部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中国当代的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必经之路，它不再是李鸿章时代的洋务运动了。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