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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3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面对鲜花和掌声，作例行的政府工作报告。“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综合经济优势，国家要从政策、资金、重大建设布局等方面给予支持。”当他以惯常的抑扬顿挫，向5000余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可能正在收看电视直播的3.6亿中部民众，再度吹响“中部崛起”的号角时，列席会议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涛说了4个字：很受鼓舞。
此前一年，温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度提出“中部崛起”的概念。彼时的表述是：“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国家支持中部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
对照文字表达上的悄然变化，观察家于细微处察觉：中部崛起，已成中国新战略。
中部：17年一觉崛起梦
综观2005年全国“两会”，“中部崛起”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热点。作为一个17年前的老话题，“中部崛起”经历一年的预热，升温，终于在当下热到沸点。
据悉，“中部崛起”最早见于中共湖北省委的党代会决议，是一个局限于湖北的省级方略。遗憾的是，直到2004年全国人代会上温总理提出“中部崛起”，湖北非但没有崛起，反而落入塌陷的窘境。
窘境中自叹塌陷的岂止湖北，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在内的中部六省，差不多全军覆没，整体性地凸显出中国经济版图上的“中部塌陷”。中国媒体广为援引的权威统计称，2003年，中部6个省的GDP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比西部低将近1个百分点，比东部低2.5个百分点。
一年前，当中国领导人正式提出“中部地区崛起”，在“塌陷”中感受煎熬的中部6省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群体性地发出崛起的呼声。安徽省政府当即指示官方智囊机构拿出中部崛起的对策。
其实，早在几年前西部大开发战略出台的时候，中部部分省份就开始为“中部崛起”作理论上的准备，只是碍于时局，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而已。1999年，本刊记者就曾采访过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发起的、以“全国中部发展问题”为主题的研讨会。记忆中，主政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王梦奎也应邀到会并发言。
尽管“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语出国家领导人，北京方面对中部崛起的认识依旧不太一致，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概念本身就值得商榷。故而，2004年3月之后的大半年，中部崛起还只是中部6省，有时候还是中部5省自己在热闹。
2004年5月下旬，武汉举办了“中部崛起创新论坛”。虽是一场由“近200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共襄大计的盛会，与会的政府官员其实不多，主体还是学术界。武汉方面的消息说，所谓论坛，并没有华山论剑式的影响，舆论氛围亦未波及全国。《决策》杂志副总编辑张道刚说，“与其说这是中部首次坐到一起谋划自身崛起方略的盛会，还不如说中部正在发出一种共同的声音。”
如中部人士自己形容的那样，中部6省是一条藤上的6只苦瓜，但这6只苦瓜并不总是自觉地系在一条藤上。其实，“中部崛起创新论坛”的参与者只有5个省。半年后，由湖北省委宣传部发起的“聚焦中部话崛起”行动中，最后派出记者参与报道的也只有5个省。缺席，一方面表明中部省份还是一盘散沙，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部崛起”还没有成为国家意义上的战略。
逆转发生在2004年底。是年12月初，执政党用以指导来年经济发展方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言之凿凿地指示，“抓紧研究制定支持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基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考虑，中共中央作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中部崛起”始为国家战略。
在此前后，观察家发现，各种研讨会不再片面地冠以学术会议的名头，政府部门开始成为会议的牵头人。在北京，国家发改委召开了“中部崛起政策”研讨会，来自安徽、河南、湖北3省和国家部委的官员学者们集中探讨这样的问题：中部需要中央给予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此前的11月20日，国家发改委还召集了中部6省的常务副省长和各省发改委主任、副主任齐聚郑州，集中讨论中部地区“十一五”规划。
有意思的是，由国家发改委主持的这两次会议，都秉承了一个原则：只听不说。
高频度地召集政策讨论会却又不发表任何意见，国家发改委的作派让人联想到往常的惯例，且让人困惑。过去，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战略的实施，都是在第一年提出，第二年就要给予实际政策。然而，截至2005年初，仍没有具体的政策和资金与中部崛起相联系。
见北京方面没有动静，中部六省的学者或者学者型官员迫不及待地提了出来。如果说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河南省财政厅厅长李有志，公开在《中国经济时报》上阐述的中部崛起的财政对策，还有些表面上的客套的话，湖北省人大常委、武汉大学教授伍新木大胆向媒体宣称的“10条建议”，差不多将“要政策”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在建议中央设立“中部发展办公室”之后，紧跟着提出“武汉直辖”。
个人色彩浓郁的“民间奏章”，当然不可能赢得政府的正面回应。但当“民间奏章”以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的方式，在2005年全国“两会”上提出时，官方公开答复就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读者、观众和网民们，从报章、电视和网络上，看到“中部崛起”4个字高频度地在媒体上闪现。“中部崛起”渐渐成为一段时间内挂在公众口头的流行词汇。中部省份的宣传官员们期待已久的呼喊“中部崛起”的舆论氛围，已然形成。
手心向上？
2005年3月6日下午，中央政府10个部委的副职领导人，在一个名为“中部崛起”的提案协商办理座谈会上，就“中部崛起”向全国政协委员们郑重表态。4件涉及中部崛起的提案，由中部6省的政协主席领衔，民革中央、民盟中央、致公党中央联名附议。这样罕见的提案，牵连的提案承办单位有10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人民银行、中编办、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粮食局、国际旅游局。10个提案承办单位不敢有丝毫懈怠，纷纷派出要员与会，并发表意见。
观察家认为，不妨将这个提案协商办理座谈会看作中部6省的一次集体政治行动，大家一起手心向上，跟中央政府要政策。“你不肯说，我自己提。”
所谓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中部人士认为，过去的“塌陷”是政策使然。如今，他们希望乘中央政策的“东风”，实现“崛起”的梦想。
有媒体说，武汉市长曾以一句“武汉在哪里”叩问温总理，叹息武汉沦为政策边缘化城市的宿命。在中部官员看来，武汉只是中部6省命运的缩影，在政策撬动经济轴心的中国，中部是一个被政策遗忘的角落。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央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一波波浪潮滚过，所有的政策利好都与中部擦肩而过。他们坚称，政策性宿命，是中部塌陷的根本原因。
学界曾有人从文化背景等层面，解释过中部何以塌陷，但都遭到中部人的反驳。当中，尤以带有讥讽味道的“文化背景论”让中部人觉得不舒服，哪怕它调侃的仅仅是湖北人。有人笑话道：“鄂”字有两个口，好争吵、告状、拆台；人有两只耳朵，兼听则明，但“鄂”字只有一只耳朵，只爱听好听的，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猖獗；“鄂”字下面有一个“亏”字，结果湖北的干部、群众都落得个吃“亏”。持此论者，进而对中部的文化背景作出这样的诠释：缺乏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氛围，内在的文化品格中有太多的“小富即安，不求进取”，不拘小钱、小事、小节的草根品格，让中部人染有浓郁的劣根性。
如此偏颇的说法，自然不能被包括湖北在内的中部6省人所接受。他们中有人近乎偏执地相信，是倾斜的政策让他们在被边缘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由于政策的不公，导致中部开放的滞后。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城市的“大政策”，让近代史上最早开埠开放的中部核心城市武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迟了12年。其他的中部城市就不用说了。
由于政策的缺失，招致中部的“不东不西”。当中国将政策演变成一种看不见的资源，中部人感叹一波波鼓励开放的政策，变相地削减了他们本来也可以分一杯羹的政策资源。1980年代，他们不能像东南沿海地区那样，依靠倾斜政策之优惠赢得经济飞越；1999年，他们不能像西部地区那样，仰仗国家在资金与政策上的大力支持获得快速增长；2003年，他们不能像东北3省那样，借助“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之力，斩获中央政府建设项目资金、税收倾斜等优惠政策。现在，他们也要抓住最后一波政策发力的机会，从“政策洼地”中爬出。
由于政策的不合理，招致财政上的日益窘迫。20余年前，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经济基础较好的中部省份，上缴的多，自留的少。对比上缴财政基数低，经济发展快，自用财力大的沿海省份，中部省份更觉得可用财力窘，日子难过。
也正是因为后面一点，中部6省普遍觉得他们和东北3省一样，曾经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牺牲和贡献，他们觉得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让他们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以为一切不良后果，都是不公平的政策落下的病根，他们渴盼倾斜的政策杠杆，倒向中部，使他们走出连麻雀也东南飞的尴尬境地。期望被补偿的心理，与曾经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人们并无二致。换言之，他们希望的“输血”，不仅输入资金，更输入政策。
起初，中部6省在要政策时，并无统一的意见，众说纷纭的意见中，染有计划思维的乱七八糟的意见什么都有。温家宝总理在去年3月说过“中部崛起”不足一个月，河南省的一个副市长就在一个公开的会议上，向中央索要一长串“政策支持”，其中包括“成立中部开发银行和中部发展银行”。他的理由是，国有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中部地区的分支机构，普遍“惜贷”，且在利益驱使下将资金投向东部。
去年底，一中部省份官方智囊机构的助理巡视员提出，中部要走出“凹陷”实现崛起，急需中央给予项目支撑。认为国家在中部地区应多上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型能源项目，譬如核电。不应只放在东部沿海，也应考虑放在资源日益紧张的中部地区。
有的要资金、有的要项目——何以中部几个省份的诉求各不相同？专家的理解是，他们还没有想好。直到2005年3月，中部6省才大体上开列了较为统一的“政策清单”。全国人代会期间，中部4个省的发改委主任聚首京城，向媒体表达的心愿，已经相当接近。在中部6省政协主席联名提交的提案里，他们的心愿表达得更为充分。揣摩提案的每一句话，人们发现，试图崛起的中部6省，总体上有9个心愿：
成立国务院直属机构，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协调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措施；
将中部地区崛起纳入“十一五”规划；
加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完善中部地区财税体制；
加大对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
加大对支持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力度；
支持中部地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增强对中部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
加快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对中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投入。
区域经济专家说，这9个诉求都很重要，似乎都有合理性的一面。仔细观之，其思路大抵上都是效法“振兴东北”和“西部开发”而来。一位学者型官员表示，趋同的政策诉求，一方面表明中部忽略了他们与西部和东北的区域差异，另一方面说明中部迄今尚无一个明确的政策概念。如果说东部的政策概念是开放，西部的政策概念是基础设施和生态保护，东北的政策概念是老工业基地改造。那么中部是什么？“9个心愿”不能概括出一个响亮而简洁的政策概念，说明中部自己还没有想清楚，中部究竟如何崛起？
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才能崛起的中部，能跟中央要到什么样的有利于崛起的政策？经由10部委在本次全国政协提案办理座谈会上的初步答复，中部6省基本上心里有数。实际上，研探中部6省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倾斜政策的支持，实现崛起的愿望，不仅可以从中央部委的答复中窥见一斑，还可以从国家制定中部崛起的战略意图，以及后WTO时代内外经济一体化的全球背景，作出清醒的估量。
权威人士分析，3月6日下午中央10部委的初步答复，让中部6省三分失望三分无所谓三分快慰。
中部6省希望成立中部崛起领导机构的愿望，当下还是悬在半空。消息人士称，政协委员提案对领导机构的设置提供了两个供参考的方案：一个是统一成立国务院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下设东部推进办公室、中部发展办公室、西部开发办公室和东北振兴办公室；一个是成立国务院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领导小组并设办公室。中编办一黄姓副主任说，中部崛起领导机构的设置尚需论证。有学者对中部的这一念想不以为然，认为是一种“政策悖论”：大家都有的优惠政策，还称得上优惠么？
中部个别省份试图设立直辖市的想法，当下也是空中楼阁。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部设立直辖市有难度：省会城市涉及省会城市搬迁；非省会城市难有实力比较强的，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
中部个别省份曾有过的设立中部发展银行的构思，当下已被排除在外。中国人民银行一副职领导人表示，要力促中部信用体系的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对非公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支持。
对比之下，国务院扶贫办要高度重视中部151个贫困县的表态，国家环保总局积极推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回应，国家粮食局加强中部商品粮基地建设的回答，国际旅游局发掘中部“红色旅游”优势的承诺，让中部6省的政协委员们觉得不痛不痒无所谓，至多算是“有胜于无”。
真正让中部6省觉得快慰的，是财政部施行“三奖一补”的150亿元拨款，以及国家发改委力图发展中部城市群的构想。特别是前者，真金白银，晃得人眼睛发花。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称，2005年要加大对中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计划拨款150亿元，实行“三奖一补”，其中55亿用于粮食主产县或“产粮大县”。
150亿，无论如何是个大数目，钞票的力量暂时抚慰了中部6省“失落的心”。为什么这个愿望如此轻易地得以实现，而希图中央“区别对待”给中部更为宽松的土地政策的心愿，却遭到国土资源部原则性的“婉拒”？
宏观政策研究者分析指出，两个相反的结果有着一样的原因：“三农”问题。中部6省是中国的商品粮基地，也是三农问题最为复杂最为集中的区域。150亿元的补贴，只是消解“塌陷的中部”的“三农”问题的第一步。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另一个侧面。肇始于2003年的“土地新政”，让中部平添“拦腰一刀”的疼痛。如此，他们才提出以土地政策扶持中部园区经济的构想，希望借此加快产业集群，推进城市化进程。
顺着“三农”问题的思路追溯下去，观察人士发现了中央促动“中部崛起”的深层次原因。概而言之，“中部崛起”是“三农”命题下顺势而为的选择，它关系着小康社会目标的达到，契合稳定社会、缔造“和谐社会”的需要。事实上，中部6省的“三农”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下去了。2005年，中国“入世后过渡期”迫近，农业对外开放已是铁板钉钉，脆弱的农业能否经得起进口农产品的冲击？2004年中国农民增收的好势头，会不会昙花一现从而逆转直下？“三农”问题直接关系中国政局的稳定，中央政府绝不可能等闲视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部崛起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中国科学院首席经济学家牛文元说，中部崛起的问题，不但是区域发展的问题，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中部6省以1/10的陆地面积，养活了30%的人口，贡献了将近1/4的GDP。尽管它对整个中国经济的贡献，还没有达到应有的份额，但已占据了中国相当的重要位置。它的发展是中国整体崛起的一个标志，这块土地的崛起将从根本上体现中国的整体实力和未来的竞争力。
经济学界人士指称，之所以说中部崛起的经济意义小于政治意义，是因为中国在WTO语境下的区域政策，将以普惠制为取向，在经济立法由内外双轨制向同一制转变的急速过渡中，希望中央给予中部以特殊的优惠政策，似乎不太现实。《决策》杂志仔细品咂国家发改委历次会议的主题后谨慎断言，中央对中部的事情只能是“一事一议”，至多是有针对性地分类别地以解决问题为核心的政策，而不会把中部作为一个整体出台一揽子政策。比如，中国的自然灾害3/4发生在中部，国家就在制度创新中，考虑设立自然灾害的补偿机制。
可见，“中部崛起”对于中部的意义，既不是一个不能充饥的画饼，也不是一块大得大家都能吃饱的面包。一定程度上，它就像一个动员令，发起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动员大会。中部6省在动员大会中得以鼓舞的士气，以及自我拯救的反思，才是中部崛起的真正有益的内在力量。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