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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中部崛起，之前谈东北振兴，再之前谈西部开发。如果我们把时间上溯到1980年代，深圳、珠海特区的建立，以及随后相继发生的海南特区和浦东开发，都会撞击我们的历史视线。回看25年的开放史，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主导下，差不多每三四年就会有一个大的兴奋点。最近几年，兴奋点之间的时间区隔已缩短为一两年。当下，我们要追问的是，在被WTO所定义的“后特区时代”，“中部崛起”会不会成为“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终结性选择？25年来的开放史，究竟体现了什么样的战略走向？当“以开放促改革”的路子面临挑战，我们需要重新寻找怎么样的改革内生力量？
我们从官方智囊和高高在上的京都学者那里已经听取太多的高论，现在让我们调换一个新的视角，与被官方认可的民间智囊，以及偏远的中部学者展开对话。或许，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认知可以变得更客观更明朗。
仲大军：民间智囊，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华社记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赵诚：中部学者，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研究员，2004年畅销书《长河孤旅——黄万里传》的作者。
特区不必再“特”了
章敬平：1994年3月，胡鞍钢呼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调整，主张“特区不特”，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 进而，与国务院特区办和深圳市的官员展开一场“特区要不要特下去”的争论。11年后，你们二位是如何看待这场争论的？时代发展到今天，特区还有必要“特”下去么？
仲大军：什么叫特区？主要是从制度、政策和物质技术几个方面来看，制度上比内地开放，政策上比内地优惠，物质技术上比内地先进优越，这就形成了特区。但是中国打造特区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主要是从物质技术方面讲，那就是为了将特区建成一个能与发达经济相接轨的市场平台，必须投入国内巨大的人力物力，这一过程就是将内部资源向特区配置的过程。在这个配置的过程中，往往产生了这样的结果：特区这个物质技术先进的平台打造起来，内部资源却被损耗，甚至掏空了，最终造成整个国家发展的不平衡。这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最值得总结的教训。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如果要将一个地区达到与发达国家接轨的程度，那就必须调集国内其他地区的资源。如果这一地区最终的发展不能与国内落后地区接轨，反馈国内其他地区，那么这种特区经济便成了与国内经济脱离的“飞地经济”。因此，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要警惕这种制造一个国家经济不能均衡发展的“特区”，适当限制这种特区。
当早先给予特区的那些特殊政策已经被国内广大地区共同享受的时候，特别是在制度和机制上，内部地区已经与特区趋同了的时候，“特区不特”的现象便出现了。但是，在物质技术上，特区已经与国内其他地区拉开了一定距离，恐怕这种地区差别还会继续下去。
赵诚：首先说明，这里讨论的特区概念，不包括香港澳门这类特别行政区。我认为特区没必要再特下去，特区是中国从计划到市场的一个特殊背景下的产物，特区就是不争论，但先试着搞，建立经济转轨窗口的产物。当时，中国要从反对当代世界主流经济秩序的旧式农业乌托邦社会主义，转到当代世界主流经济秩序，即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在不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前提下的这种转轨，无意中参考了与第三国际原属一脉的欧洲社会党的实践。虽说当时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只有感性认识，可是这个体制却用“不争论”回避了理论上的困境。今天，中国领导集体主流中，已没人否定市场经济了，特区已无特的意义，不必存在下去了。
章敬平： 回头看，诸多特区的建立有没有实现当初预期的目的？您认为，特区对中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人说，入世后中国的特区进入了所谓的“后特区时代”，您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如果这个概念不是一个伪概念的话，那么“后特区时代”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和外延？
赵诚：特区的目的已经达到，当时就是为了展示市场经济的优势，促进全国接受。这历史任务已完成。入世后，外国人在中国要享受国民待遇，中国人当然也更应享受国民待遇，所以如果有“后特区时代”就是全国在政策上对每个行政区首先应该一视同仁。如有落后地区需要照顾，应当寻求在宪法框架内，设立地区平衡条款。不宜沿着“中央的政策倾斜”这种计划体制的惯性走。
仲大军：中国的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不平等发展的特点，因为过去的中国是一个习惯搞特权和不平等的封建国家。就是这种文化传统，导致中国从来就难以产生一视同仁的经济发展政策，由此又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地方主义和地方势力。中国要警惕这种后特区时代的“地方主义”，应当将“特区”这种在某一个时代和时期里发生的阶段性产物逐渐淡化。这对于一个大国的平等发展和均衡发展是有好处的。根本没有必要再为什么“后特区时代”规定什么内涵和外延。不要再在“特”字上做文章。有些人已经习惯了在没有特殊的时候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找出点理由制造特殊。而这种“特”的背后全是利益的争夺，是不平等的竞争。这就是那些“特”的基本内涵。
为什么三四年
就有一个兴奋点
章敬平：现在谈中部崛起，之前谈东北振兴，再之前谈西部开发。这是不是平均用力，或者像官方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根据一个区域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在国家整体发展整体提升的过程中，赋予不同区域不同的战略任务，让他们拥有为中国整体发展作贡献的平等机会？如果我们把时间上溯到1980年深圳、珠海特区的建立，以及随后相继发生的海南特区和浦东开发，就会发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家每三四年就会有一个大的兴奋点，你们认为，这些兴奋点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展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走向？
仲大军：倒不能用平均用力来简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种集中发展的模式，也就是将力量集中于一点，取得突破进展和样板效应，再向周边扩展。从建立深圳特区、珠海特区到海南特区，从浦东开发到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所有这一切行为无非都是由点到面地对外开放部署和经济发展重点转移。它的第一内部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计划，后来是来自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地区不平衡。 就是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中国经济此起彼伏、你追我赶的发展态势。但是，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又与政府的重点发展模式密切相关。
这种一个点一个点的发展模式，并不一定是最佳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它总是导致一国经济此起彼伏。当广东地区发展起来后，新兴的工业制造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内陆地区。譬如，东北老工业区在一段时间里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沿海冲击的结果，也是技术力量和要素资源转移的结果。
赵诚：这些大事之间内在的联系，就是这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人民都有要发展的要求，领导人要进行平衡。战略走向就是中国在经济上正从一个传统的社会快速向现代社会转变。
中部崛起和振兴
东北的政治意义
章敬平：今年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部崛起”的背景下，中部省份的政府智囊机构聚集安徽，研讨“中部崛起”。他们认为导致“中部塌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缺陷”。您对此作何评价？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将内外双轨制变为内外同一制，中部还能依靠中央给予特殊政策的方式赢得机会么？换言之，中央政府在统一市场的原则下，还能给予中部怎样的特殊政策？我们认为，中部崛起，可能是“一趟永远也开不到终点的末班车”，您同意我们的观点么？
赵诚：所谓“政策缺陷”就是权力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没有公平对待中部地区。新的游戏规则名为“中央政府在统一市场的原则下”，但实际上，中国现实的情况，权力配置资源仍有巨大的惯性和势力。要解决这个问题，本质上是要解决好中央与地方，富地方与穷地方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如何配置合理。让各地方有权与中央进行利益交涉，但这必须在民主宪政的条件下才能有可行性，而现在的条件还不成熟。现在地方官员的乌纱帽都捏在上面，谁会不顾乌纱帽向上抗争？说实话，多少年来，中西部的一些能源大省享受的待遇，远不如在国际市场上的那些产油国。如果真按宪政和市场规则运作，中部也不是没希望，但现实的情况不是如此，眼下这趟“末班车”能不能开到终点不容乐观。
仲大军：所谓“中部塌陷”，这个词更多地是一个官员术语，是官员们从政绩角度看问题时对现状的描述。地区差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然而，我们的官员的行政级别却是全国统一。“中部塌陷”说穿了是地方官员经济实力的差距，物质权力的差异。对于老百姓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经济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情况下，人们是会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去处。如果放开管制，一任市场和劳动者选择，中国肯定会出现一时间的地区“落差”，这种落差是难以靠政策优惠去消除的。但在完全自由流动和自由选择的情况下，经过调整，各个地区的差异又会趋于缩小。自由流动的最后结局是基本平衡。官员们要认清大形势，不要总是制造出那么多的焦点和热点来。无为而治，或许比大有作为好得多。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地区差异这些客观条件是不可更改的。
章敬平：振兴东北的口号已经喊了两年。回头看，中央究竟给了东北什么有利的发展条件？东北有没有显示出什么样的振兴迹象？有种观点认为，无论是“中部崛起”，还是“振兴东北”，都只是修复断裂社会的一种手段，或者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政策兴奋点，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请问你们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仲大军：振兴东北口号的提出首先是一种心理上的支持，心理上的强心针和精神鼓舞，其次是在具体工作上的影响。无论是从精神到物质，东北地区在这一口号下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振兴。东北地区的落后不仅是一种制度上和体制上包括思想上的落后，实际上更存在着经济上即物质条件上的落后。在振兴东北口号的带动下，通过转变思想，东北地区在近两年里有了很大起色。在这种意义上，中央给予东北地区的，更多的是一种软件资源，当然也包括一定数量的硬件资源。
在这里人们要认清发展的两种内涵，即精神的发展和物质的发展，并且，精神可以变物质。没有政治上的举措，便没有经济上的反应。东北的事情主要靠东北人自己去解决，只要中央在国家层面上给予东北一定待遇，东北的振兴完全由东北自己来掌握。但中央和谐发展和均衡发展目标的提出，无疑给东北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赵诚：关于“振兴东北”，只知道中央给了一笔钱，可能有千把亿，另外让资源枯竭的一些城市，建立新的产业。我承认，上面说的有道理，这些口号、政策，只反映了中央领导意识到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他们有希望全国能共同发展的意愿。但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是要真正建立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
非均衡战略的边际效应在递减
章敬平：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央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现在又提出“中部崛起”。您如何看待这种“国家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有人认为，涌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的中国，未来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边际效应也在逐步递减，您同意这种观点么？无论您是否同意，都请阐述一下理由。
仲大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不断在各个地区间转移，说明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恰恰是一会儿珠三角、一会儿长三角、一会儿京津塘、一会儿“中部崛起”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的。政府总是在充当着扶危济困的角色，这反映了中国这种政府主导型国家的特点，也就是“计划国家”的特点。遍观其他国家，很少有像中国这种做法的。
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边际效应即使在最大时，也是以其他地区的付出为代价的。应当说革命哲学带有极大的积极进取意义。但是，当中国这头左冲右突的大象撞入世界经济的大门时，各种危机便逐渐出现。中国今天是到了要检讨和反思自己发展方法和策略的时候了，要想法制定一套更高明的发展方法。
赵诚：“国家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国家从计划向市场渐进转轨的过程中，在初始时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今天应该是在更高的目标上，即以人为本的目标下，让国民享受基本相同的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全国进行财政平衡和支付转移有许多成功的办法，完全有操作性，在此基础上，统一执行市场规则。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边际效应也在逐步递减，我同意这个观点。因为经济的发展越摆脱粗放阶段，越需要人才和组织规范，需要社会提供优质软环境，即良好的政府公共服务。珠三角靠香港，而且先行一步，深圳起步时有不少人才南下，成就了深圳和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京津唐地带也是中国人才大量聚集的地区，这些地区也是近代以来就较早与现代文明联系的较发达地区。这些条件都不可复制，而且这种非均衡的政策，对中西部和东北在实质上绝不可能大于上述地区。
“以开放促改革”面临挑战
章敬平：明年底，中国对WTO的所有承诺将全部兑现，中国经济将完全融入世界。当下，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以开放促改革”的举动面临挑战，我们需要重新寻找改革的内生力量？您的意见是什么？另外，究竟什么样的力量，才算是“改革的内生力量”？
赵诚：因为中国的转轨没有很好的理论准备，是摸着石头过河，猫论，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价值理念上终极目标不是很明确。只有用开放的办法，让外部力量进来，用事实上的效率示范，也产生了财富示范即致富，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把无效的计划经济逼向绝路，逼着原来的企业改革。今天看，前25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已起了很大作用。但在现体制下，这些作用也都有递减。“重找改革内生力”，也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改革的内生力在哪？我看就在每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中国人心中。关键是能不能有一个落实宪法上保护基本权利条款、落实宪法上法定公民各项政治权利的操作途径。能不能有一个依宪治国的民主法治的操作政体。如果能达到上述目标，勤奋的中国人想过好日子的愿望就会找到合理的有效的释放。
仲大军：中国改革改到今天这个阶段已经需要慎重地谈论改革了。改革并不完全是一个褒义词，因为当一个国家所谓的改革走到了过度的程度，这种改革便意味着对本国利益是一种伤害。纵观历史，总是大改革的国家是不容易稳定的国家，因为它的制度成本太大。中国要注意这个问题。
对财富争夺的欲壑是无止境的，中国要制定科学的发展目标。什么样的国家最好？那就像今天北欧的一些国家，平静和安详。那么，中国为什么存在那么多躁动和所谓的“改革内生力量”？实际上并不是物质上的需求，也不完全是贫困落后的原因，而是认识上的误区，心灵上的扭曲，是对发展的一种误解和曲解，或者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
再进一步分析，所谓的“改革内生力量”不过是各个利益集团的愿望和意志。有些利益集团的愿望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中国一定要认清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对整体社会的正负作用。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