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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末发端的中国社会大变革中，把改革和开放并提。改革是制度创新，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开放是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建立开放型经济。改革和开放相互联系、相互推进。开放，引进来的市场经济的种种规范、制度、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不断地冲击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方方面面，加速了它的瓦解。开放是改革的催化剂，开放推动了改革，加速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不断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种种规范、制度、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为开放创造了更好的环境。改革，又进一步扩大了开放。
然而，中国开放之路是非常曲折的。
封闭的代价
从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到70年代初，中国的大门始终是紧闭着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署名“蔡政”（即财政部写作组）的长文，宣扬我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当时国人为此很是自豪了一阵。多年来，不借外债，特别是不向西方国家借债，就成了一条原则。1978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55.1亿元，即206.4亿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6％，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8‰。（1980年《中国统计摘要》）而这点进出口额，其贸易对象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市场上没有西方国家的商品，图书馆里没有西方国家的期刊，工厂里没有西方国家的新技术……同西方国家基本没有科技文化交流。除了高级领导人出访以外，普通人是不能出国的。
封闭使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了。195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下降到2.5％。1960年中国社会生产总值大体和日本相等，到1980年，只有日本的25％。1959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95％，居12位，1980年下降到0.75％，居第32位。这是封闭的代价。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虽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在人们中造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
在80年代初，我在天津采访中得知，一些单位把对外经贸谈判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这样的谈判成功率当然很低。一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把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用阶级斗争眼光来对待他们。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所以，这些单位和外国专家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影响工程进展。1982年，我到中外合作开发的渤海油田采访，看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例如，在外方工作人员每天上班都要经过的路旁，有一块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的界牌。为此，外国人每天要绕行10多公里路程。海洋石油局请求有关部门把界牌移动一下，有关部门回答说：“这块牌子是1953年中央军委定的，要移动得找中央军委批准。”石油勘探需要测量人工地震的回波，要在海边建立电台，有关部门出面制止，理由是怕外国人搞“特务活动”。
中国还是一个夜郎大国。多数中国人对国外情况知之甚少，直到开放之初，处处都会遇到封闭观念的掣肘。
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盛夏，污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偷渡浪潮在这里激烈地涌动。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
据宝安县不完全统计，1978年1月到11月20日止，全县共外逃1.38万人，逃出7037人。其中8月份以后外逃的1万多人，逃出5400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121人，党员29人，团员161人。
另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4.6万多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2500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还有的人选定梧桐山作为逃港路线，这条路线更为艰险。
1978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发饼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为什么1978年外逃的人这么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这边劳动一天只有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2000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西贡生产队的林美兴逃到香港不久就寄回3000元港币。当时还有一个诱导因素，这就是对“侨汇”的优惠政策。侨汇，即华侨汇回来的外币，换算成人民币称为“侨汇人民币”。外逃香港人员寄回来的港币也享受同样的优惠，每100元侨汇人民币可以优待购买30元市场上十分短缺的“统销”商品。宝安县大鹏公社水头大队的肖全珍7月份收到9000元侨汇商品供应证，8月10日就用4500元买了450公斤粮食、33.5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筑材料。这使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深圳解决偷渡问题。通过调查研究，习仲勋知道，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那边能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责怪基层干部，只怪我们政策不灵活。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还要拉大。
习仲勋的想法和中共中央不谋而合。1978年5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让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访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代表团成员中有6 位省部级干部。他们从5月2日到6 月6日，走访了上述5 国的15个城市，收集了大量的新信息，打开了新思路，基本形成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思路。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听取谷牧汇报。汇报内容是：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经济有很大发展，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很落后，他们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二、西欧的商品、资金、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三、国际经济运作有很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外资等，我们都可以采用。谷牧的汇报得到了几位老帅的支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大多数赞成。
7月上旬，国务院又召开了“四化”建设务虚会，有关部委负责人都参加了，开了20多天，总结30年经验教训，研究国的外成功经验。谷牧在会上讲了西欧考察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务虚会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了多次会议，最后下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这些思想最后都体现在十一届三中会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中。
谷牧委派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早在4月间就启程了。经过考察，他们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加工基地，力争经三五年的努力，把这两个地方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旅游区。1978年6月3日，华国锋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听完后华国锋说：“总的同意”，还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
根据“说干就干”的指示，宝安、珠海积极行动。行动最快的要算香港招商局。这个机构是李鸿章在1872年建立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是交通部驻香港的机构。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李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报送了一个文件：《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告中对建立出口加工区提出了具体设想。李先念收到后立即与谷牧副总理认真研究了这个报告。马上决定请交通部长彭德清、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到他那里去，当面商议这个报告。1979年1月31日，彭德清和袁庚应召到了中南海。一坐下，李先念就询问起招商局的情况来。胸有成竹的袁庚滔滔不绝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李先念于当日就批示招商局的报告：“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２月２日上午，谷牧召集各部委负责人，具体落实李先念的批示，并落实了一些特殊政策，在税收、关税等方面给予一些优惠。
在内地划一块地方，由驻港企业按香港方式来经营，在过去不仅没有做过，连想也没有人想过，现在却放手干起来了。
广东省迈出了比招商局更大的步伐。参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回来以后，1979年1月8日到25日，习仲勋就召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后，省委领导人分头到下面调查研究。调研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此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向当时在广东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剑英听了十分赞成，并让广东省委快些向中央汇报。
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的汇报。习仲勋直截了当地对华国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华国锋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华国锋回答说：“不要搞联邦了，给广东放点权吧！”
习仲勋进一步提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外国厂商来投资办厂，或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企业等。”
静心倾听的邓小平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他示意习仲勋继续讲下去。
邓小平早就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在那里试验呢？从习仲勋的汇报中，他想到了深圳。
散会以后，邓小平和习仲勋交谈。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这块地方叫什么呢？邓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习仲勋认为这个名字好。
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大政方针一定，谷牧就率领国家计委和国家进出口委领导飞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79】50号文件。
50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50号文件是1979年7月15日发出的。从此就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实施阶段。
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４个经济特区，本来是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项内容。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单列出来。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有关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随后，国务院批准上述4个特区的地理位置的区域范围，各特区就相继进入大规模的建设阶段。
两省会议冲击波
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不免泥沙俱下。在广东、福建两省，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一下子泛滥起来，引起了国人震惊。当时最突出的是走私。
1981年，海丰走私猖獗，大量洋货通过各种方式走私进来。这么多走私洋货怎么办？省里廉价买下来了，再卖出去，得到的利润交给地方财政，广东省就背上了走私贩私的罪名。在广东，贪污行贿也比内地多了起来。这又为本来对开放心存疑虑的人增添了忧虑。广东冲击和破坏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原来规定的126种“统购统销”产品，广东取消了85种，城市的副食品价格也放开了。广东省的价格一放开，邻省的商品大量流入。这也引起了周围省份的非议。广东出口，超计划部分的利润全部留给省里，这样，广东外贸部门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外省的出口货源大量流进广东，各省意见很大。
先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广东进行检查。接着中央把广东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3次召进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广东的领导干部面对面地交谈。福建省委领导人也被召进了北京。1982年2月21日到2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中央及地方负责人共68人出席了会议。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这就是令广东、福建两省干部感到头痛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2】13号》。
这个文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1952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现象。”以后的事实证明，及时指出这些问题，并采取打击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文件对减少对外开放中的犯罪活动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人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改革开放，因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老路上去，即不去努力建立市场法规，反而强化计划经济的审批权，因而权钱交易的现象反而日益严重。
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很自然地把这些经济问题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一位中央领导在两省座谈会上的一个插话中强调：“我认为，对反走私贩私的活动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着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几十年奉行的阶级斗争观点来看，这些话是有道理的。但是，处于开放前沿的干部感到十分紧张。10多年后，广东省一位老干部向作者回忆说：“当时听到这段话，使我背心发凉。”
使广东人感到更大压力的是，这个文件有一个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那位领导同志在座谈会上解释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地方，很有教育意义。”另有领导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这就使人们把经济特区和过去的租界联系起来了。
中发【1982】13号文件发下来后，在省委讨论之前，任仲夷把谋士们找去，让他们就如何贯彻这个文件发表意见。大家谈了一整天，他静静地听了一整天，一言不发。最后说：“谢谢，散会。”
为了贯彻这个文件，广东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任仲夷说：“中央指出广东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不同程度地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坚决拥护。回去后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搞运动，不分任务。我们坚决反对走私贩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我们坚持排污不排外。过去出的问题由省委负责，省委由我任仲夷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下面没有责任。” 任仲夷在总结报告中还把原来提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当时省里其他领导主张搞若干个治理整顿的文件，一共搞了七八个文件。如果执行这些文件，很多东西都要退回去。有任仲夷的话在先，大家对这些文件不当回事。南海县委书记梁广大坚决不走回头路。广东取消了鸡的“派购”，要不要恢复“统购派购”？有人说：“鸡的‘派购’必须恢复，不恢复解放军战士哪有平价鸡吃？”梁广大说：“我办个养鸡场，‘派购’的鸡我全包了。”在贯彻中央这个文件时，对广东的供销员压力最大。当时外地几乎天天有人到南海抓供销人员。梁广大对来人说：“你把材料放下，我们也是一级政权，有问题我们自己依法处理。”梁广大还专门召开供销人员大会，奖励有贡献的供销人员，指出供销人员在发展南海经济中立了大功。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就有可能把这问题归罪于改革，从而使改革走回头路。广东这次也有这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事后有人说，这一次如果不是任仲夷稳住阵脚，不是有像梁广大这样一批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干部顶着，广东的改革开放就要遭受很大挫折。
不管怎么样，这次事件给广东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在社会上的确有一些对广东不利的舆论。1983年，在六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采访了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我直率地向他转述了社会上对广东的一些看法。梁灵光说：“有人把经济犯罪和对外开放联系起来，这是不公道的。当然，对外开放以后，对管理要求更高一些。”他当时向我介绍，由于加强了管理，广州现在社会秩序较好。广州市每年春节除夕前都有花市活动，通常有一两百万人走上街头。过去这样的活动难免要出些事，而这两年的花市秩序很好。他还对我说：“不信，请你去广州看看！”第二天，我以他这句话为标题发了一篇访问记。
真正为广东正名的是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他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大力支持和肯定广东的改革开放。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无疑是对特区政策的指责和怀疑的明确回答。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以后，就和几个中央领导人谈话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不顾有的同志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说：“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
1984年4月，沿海14个港口城市全面对外开放，开放由点连成了线。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