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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的“鲇鱼”
有人称，如果王永庆在北京、上海等地分别筹建长庚医院的项目没有被搁浅的话，其对当地的医疗市场绝对是一次剧烈的冲击。
据有关报道称，北京长庚医院曾经圈定了一个800人的"金名单"，上了名单的都是北京各医院、各学科的领军人物、专家教授。长庚愿意出年薪10万美元以上的价钱挖走他们。而上海瑞金医院的一位学科带头人曾表示，给他年薪20万人民币就可能跳槽。
虽然国内大多数医院还因为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而对外资有些许惧怕，但持积极态度的人更愿意把外资比喻为可以激活整个医疗市场的鲇鱼。在经过了市场的动荡与调整后，人们相信，国内的医院最终学习到的将是国际先进的医疗机构的管理经验、服务模式，以及对医疗技术及管理人才市场价值的重估。
但时至今日，外资这条“鲇鱼”非但没有搅动起市场的混乱，甚至对市场中的小鱼、小虾都没产生什么威胁。相反，他们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夹缝中生存得平淡而迷惘。
或者说，真正的“鲇鱼”还并没有进场，他们仍在场外观望、等待，伺机着一次真正的冲击。
“你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进入了一个错误的行业！”北京维世达诊所的总裁刘常平曾经被朋友如此调侃。
国内医疗圈里很多人知道刘常平，是因为他亲身参与打造了一个著名的外资医疗品牌——和睦家。无论是不甘寂寞地从美国回到中国想干一番事业，还是在北京和睦家医院的创业，乃至后来离开和睦家开办维世达诊所，刘常平一直梦想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国，即用国际化的管理经验、管理工具加上中国本土的文化理念，开办一家为中国主流大众服务的医院。但是经过近10年的苦心经营，他离自己理想中的事业似乎仍然很远。
缺氧的商业模式
医疗行业对外资的开放其实早于中国加入世界世贸组织（WTO）。直到今天，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设立、审批的依据仍然沿用着2000年卫生部与前外经贸部联合下发的《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但是，该文件出台5年后的今天，外资并没有像人们当初所恐慌的那样像“狼”一样大举入侵。相反，身处其中的投资者、管理者却似乎不约而同地感觉到生存空间的狭窄。
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少家中外合资医疗机构，似乎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据商务部2002年公布的数字，全国近20个省已有近200家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其中经正式审批的只有约20家合资医院和六十余家合资诊所，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山东、福建等地。另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卫生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石光介绍，到2003年6月，正式的外资医疗机构已有近160家。
这些医疗机构大多以外籍及高收入人群为主要客户，服务内容主要是社区全科门诊或集中于眼科、口腔科、皮肤科、妇产科等项目的专科医院。前者的平均投资额在几百万元，而专科医院的投资额达数千万元。
“给居住在中国的外籍人士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这在当时是一个消费需求和支付能力都很现成的市场。”刘常平说，“外国人有比较完备的医疗保险，他们的医疗费用是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的，他们需要的是优质的服务，而不太关心价格的高低。”从销售医疗器械起家的美中互利工业公司的董事长李碧菁正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需求，于1997年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合作开办了最早的中外合作医院——北京和睦家医院。
此后，随着外界对中国医疗行业消费能力将急剧攀升的预期的不断升温，种种内资、外资等待砸向医疗市场的传闻不绝于耳。其中在业内比较轰动的是韩国500强企业SK集团在中国医疗领域的“试水”。
2003年4月，由SK集团投资占股70%的北京爱康医院正式对外营业，它一度被业界形容成中国医疗市场的一条“大鳄”。据当时出任北京爱康医院院长的徐勤生先生介绍，爱康明确地将客户定位为月收入2万元以上的家庭，业务范围以医疗美容和保健为主，推行个性化的会员制及健康管家服务。医院的建筑与服务完全按星级酒店的标准设计，加上韩式的体贴服务，吸引了很多韩国人就医。
综观这些中外合资医院的模式，其客户群无非两类，一类是外籍人群；一类是高收入的富裕人群，而支撑着其业务收入的是第三方付费的海外医疗保险体制。
随着竞争者的不断进入，这部分所谓的高端人群的市场份额也在逐渐地被摊薄。刘常平的感受也许能代表一部分外资医疗机构的生存现状：“我们生存的空间非常狭小，几乎没有氧气。我们仅仅在试图生存，为的是不让这艘船沉下去。”外资医疗机构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拓展自己的客户市场？
于是有了刘常平式的思考，即开拓中外合资医院的第二市场——中国的主流人群。但是他很快遭遇到了市场的壁垒，作为营利性的医院，合资医院根本进不了中国社会医疗保险的体系，将近2亿人的市场份额眼睁睁地拿不到；而中国的健康医疗类保险更是处于萌芽状态，所以非医保人群也掏不起合资医院高昂的费用。“我被逼无奈还是回到外国人的市场，因为只有他们有付费的能力。”
当记者问和睦家医院的董事长李碧菁女士“离开了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外资医院能否发展壮大”时，她也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以。”中国人以前看病是有第三方付费的，这个第三方是政府。但随着社保体制的改革，这个第三方出现了缺失。李碧菁说：“很多中国人对我们的服务模式很感兴趣，但他们没办法为自己的医疗需求做计划，因为目前中国还没有相应的健康类的保险产品。”所以，她正在致力于促进中国的保险公司在健康领域开发一些保险产品，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更大的医疗市场。
比医疗保险的不健全更让国外的投资者头疼的还是政策的限制和缺位。
与国内民营资本相比，外资医疗机构所面临的政策环境更为严峻。首先，外资医疗机构的审批更为复杂。按照《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外资医疗机构必须经卫生部及商务部联合审批后才能正式设立，且不能设置分支机构。和睦家在上海开办和睦家医院历时2年，其间的周折可想而知。另外，对外资医院的投资规模、所占股份、贷款与投资资金的比例等等规定也限制了外资医院的发展。
对此，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卫生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石光这样解释：“政府肯定要以这样的判断为前提，即外资的进入会对医疗市场整体资源的配置、服务的水平等起到提升的作用。 政府如果限制太严，可能会降低投资，影响竞争，从而增加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医疗机构是涉及生命的重要组织，从严限制也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关键在于有效的监管。”石光的建议是政府可以更多地以信息、行政等手段进行宏观地规划，如设定科学的区域卫生规划标准，或多给投资者提供当地卫生资源情况的信息，以供投资者参考。
与政策的严格限制相对应的，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些政策的滞后也给外资医疗机构带来难题。北京和睦家医院发展事务部总监盘仲莹女士说：“我们在医院的日常经营中会碰到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对公立医院来说可能根本不是问题。比如计划免疫问题，营利性医院不在免疫的计划之内，我们从正规的渠道得不到疫苗。但外国人在中国生小孩也需要做免疫计划，传染病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生的孩子就不把疾病传染给社会。大量流动性的外国人群，他们的免疫计划怎么办？这是一个开放过程中思维的滞后带来的问题。”
正因为以上诸多的障碍，刘常平对外资医疗机构的前景并不太乐观。他把外资医疗市场形象地比喻为一棵苹果树——“虽然满树都是苹果，你开始摘的都是熟透的而且够得着的果子，但当够得着的苹果摘完了怎么办？你得想办法够上去，而且还得有眼力，有的苹果看上去很美，但另一面可能已经烂了。所以说，外资市场再往深层拓展，就不是谁先到谁就占便宜，而是要看你的底蕴，你的市场眼光，你的专业能力，以及你对中国卫生行业的了解。”
此外资非彼外资
SK集团投资医疗业之所以被业界和媒体极大地关注，是因为它是首家进军中国医疗卫生市场的世界500强企业。它的成功势必吸引其他世界巨头的目光，也预示着将有更多的国外资本会加入中国医疗市场的角逐。
但是，纵观近年来较大规模投资医疗的国外资本，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从其他行业转投医疗，而非海外有着成熟的医疗行业运作经验的医疗资本。
2001年底，湖南省首家中外合资医院湖南旺旺医院，是由新加坡旺旺控股有限公司与长沙市芙蓉园及湖南鸿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签约成立的。众所周知，“旺旺”是一个知名的食品品牌。
2002年国家卫生部批准的西北首家中外合资的综合性医院西安高新医院，总投资7亿元人民币，由英属维尔京群岛赛博国际有限公司和西安申信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兴建，这两家公司都是风险投资公司。
2003年1月，美国HIS公司与大连西岗区签订了建设中美合资大连吉尔森医院的合同，而美国HIS是世界三大著名风机制造商之一。
而有着雄伟目标，要在10年内拥有50家连锁医院的SK集团，在韩国却是最大的能源商和通讯网络商。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美国北岸医疗集团中国区总代理、北京富特凯尔投资咨询公司投资咨询部经理胡少勇说：“目前进入中国的外资是作为投资方投资一个产业项目的方式进入的，这就决定了这些资本的逐利性。首先，他要选择营利性比较好的业务，定位高端市场，并选择自费比例较高的专科项目，同时项目的规模不能太大，因为要考虑投资回报率。这一切因素就决定了目前外资医疗市场的现状。这与美国私立的非营利性医院占市场主体的结构及其医疗集团的发展模式非常不同。真正有国际医疗背景的资本并没有进来，相反，他们都在谨慎地观望。”
在中国生活了26年、开办医院的经历也已经8年的李碧菁深深地理解其中所要面对的挑战。“开办一个跨越两种文化的医院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有很多对中国市场感兴趣的机构都曾作过调查，但他们发现：第一，目前的投资政策并不特别有利；第二，办一个医院比办一个企业情况复杂得多。现在确实有很多医疗行业之外的资本，如房地产、IT、投资公司等很看好医疗行业，但中国的医院吸收这些资本如果仅仅是融资的目的，那么这些资本并不能产生增值。而那些既有资金又有管理经验的海外医疗集团，如果不是对中国文化、政策有深入的了解，仅仅带着国外的经验来跨越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和标准，也要三思而后行。”
外资、内资的市场博弈
可以说，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与中外合资医疗机构从来就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是三者的确各有短长。公立医院一统天下自不必说，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体制令公立医院显得有些固步自封；民营医院虽没有公立医院的霸气，但机制灵活而且熟知国情，比外资又占了一分先机；而外资所带来的服务理念和管理经验也着实令国人耳目一新。尽管外资在数量、规模乃至市场份额的饼图上可能小到几乎只剩一条线，但有眼光、有远见的公立医院是不会因此而小瞧他们的。
北京同仁医院就曾专门组织研究团队，对包括公立、私立医院、外资医院以及以前是公立医院、现在具有一定外资背景的股份制医院在内的几十所医院进行了研究分析，其结论是外资医院的管理模式与公立、私立医院几乎完全不同。同仁医院副院长倪鑫认为：“外资医院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具有完整的医疗管理能力，不仅仅对内外妇儿这种具体的医学学科发展有管理能力——这一点就远远超越了私立医院——最主要的是，外资医院具有完整而先进的医院管理能力，即对各种资源协调、运用、评估和增值的能力。而这些是中国本土医疗机构普遍缺乏的。”倪院长坦承，外资医院的管理者们对于管理的认识比我们公立医院的管理者要深刻，他们强调医学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依赖（不是猜想）管理的增值力，所以他们重视财务，重视人力资源，重视公关，重视细节，重视一切让公立医院视为末节的东西。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建立在完整的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的。同时，倪鑫也指出，私立医院的不同在于其管理的家庭色彩浓重，导致其对于现代管理的接纳能力缺乏持续性。
近几年，国有医院的体制改革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作为民间资本之一的外资，是不是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与多方的共赢？
北京富特凯尔投资咨询公司的胡少勇先生分析，利用现有的资源可能是投资者比较有效的路径。“我们预测未来医疗市场主要会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产生区域性医疗集团，另一种可能是专科医院的连锁经营。外资作为投资方可以参股或控股，利用中国现有的资源和品牌，注入先进的管理模式，强强联合。”他笑称这样的联合舰队在市场上将所向披靡。
而和睦家的董事长李碧菁女士则更多地表示了担忧，她认为外资的投资方向，与其进入一个改制后的国有医院，不如自己新建医院，因为“国有企业改制所碰到的问题在医疗行业会更繁杂”。她认为医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不仅要严格执行医疗质量的标准，还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文化的要求。私立医院在数量上的过度膨胀，可能会导致利益与服务质量的矛盾冲突，而这种负面的影响可能会危害于未来。她说：“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原本希望政府改革的步子快一点，更向市场化靠拢，但现在我开始担心了，我觉得还是需要慎重一点。”
同仁医疗产业集团近年来在医疗领域非常活跃，在其融资的过程中当然也接触了一些国外投资者。倪鑫对外资感受最深的就是：外资绝不会轻易出资。他需要了解中国的政策，对投资回报有明确的评估之后才会去投。而对于外资医疗机构占据一定市场会否给中国医疗产业造成不利影响，倪鑫表示一点都不悲观，“因为这些都可以通过医疗行业的立法来解决，也就是说，通过所有权、行政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来解决。”
毋庸置疑的是，公立医院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会是中国医疗行业的主体，因为它毕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国家会有较高的保护底线。但是，对于民营、外资的限制，政府也会逐渐降低。倪鑫的话更像一句预言：“最后，具有生命力的，肯定是那些拥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各种不同规模和业务领域的医疗机构，以中国品牌、民族力量控股的医疗机构，国际集团也将出现。”
也许到了那个时候，刘常平们的“理想国”就可以实现了。
医疗服务业加入WTO的相关承诺和国际惯例
医疗服务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服务贸易领域的部门或分部门分类中编号为CPC9312。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医疗服务业的相关承诺如下：
在医疗服务市场准入限制方面，服务提供方式为跨境交付的，没有限制。服务提供方式为境外消费的，也没有限制。服务提供方式为商业存在的，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与中国合资伙伴一起设立合资医院或诊所，设有数量限制，以符合中国的需要，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服务提供方式为自然人流动的，除下列内容和水平承诺中的内容外不做承诺。下列内容是，允许持有其本国颁发的专业证书的外国医生，在获得卫生部的许可后，在中国提供短期医疗服务。服务期限为6个月，并可延长至1年。水平承诺中的内容是，除与属下列类别的自然人的入境和临时居留有关的措施外不做承诺：
(a)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已设立代表处、分公司和子公司的WTO成员的公司的经理、高级管理人员和专家等高级雇员，作为公司内部的调任人员临时调动，应允许其入境首期停留3年；
（b）对于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外商投资企业雇佣从事商业活动的WTO成员的公司的经理、高级管理人员和专家等高级雇员，应按有关合同条款规定给予其长期居留许可，或首期居留3年，以时间短者为准。
（c）服务销售人员--即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常驻、不从在中国境内的来源获得报酬、从事与代表服务提供者有关的活动、以就销售该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进行谈判的人员，如：此类销售不向公众直接进行，且该销售人员不从事该项服务的供应，则该销售人员的入境期限为90天。
在医疗服务国民待遇限制方面，服务提供方式为跨境交付的，没有限制。服务提供方式为境外消费的，也没有限制。服务提供方式为商业存在的，要求合资医院和诊所的大多数医生和医务人员应具有中国国籍。服务提供方式为自然人流动的，除水平承诺中的内容外不作承诺，其内容与上述市场准入限制方面的水平承诺中的内容相同。
除以上承诺外，对医疗服务没有其他承诺。
国际惯例：
国际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医疗服务市场准入方面限制较少，对于服务提供方式为商业存在的，基本上都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设立外资医院或诊所。但发达国家对执业医务人员的资格审查比较严。发展中国家医疗服务业竞争力相对较弱，采取适当保护措施的较多，一般允许外国服务提供者与本国合资伙伴一起设立合资医院或诊所，有的还有数量限制。有些发展中国家还要求合资医院和诊所的大多数医生和医务人员具有本国国籍。[来源于：中国医院院长]
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
（ 责任编辑：李淑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