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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嘴的金饭碗》
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份收入非常高的工作，无论是正在大学校园里苦读的学生，还是每天为衣食而整天奔波的上班一族，捧上一个“金饭碗”都是他们努力的目标。过去，被人们看作是“金饭碗”的工作曾经是司机、医生等职业，后来它又成了公务员、律师、外企职员的代名词。不过，据说目前在国内还有一种工作堪称是含金量最高的“金饭碗”：这种工作被称作是目前收入最高的职业，平均每天都能够赚到4000元，而且从事这个职业的人，还被我国政府列为“二十一世纪第一大紧缺人才”。那么，这个诱人的职业究竟是什么呢？
路人1：“我认为就是销售。”路人2：“不太清楚。”路人3：“像律师 IT业人士。”路人4：“银行职员。”路人5：“公务员”。路人6：“业务员”。路人7：“像演艺界的一些人”。
看来，大家对究竟哪种职业收入最高有着不同判断。不过据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最新发布的一份“非全日制就业人员工资指导价位”表中，同声传译以每小时最高2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在列出的88种非全日制行业里拔得头筹，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那么，同声传译的薪酬真的很高吗？周刊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国内同声传译的著名专家卢嘉祥。卢嘉祥说：“你比如说讲一个会场，如果是一种外语的话，就有三个翻译，每个翻译是20分钟，大体上是四千元人民币一个人。”
卢嘉祥是中国早期的同声传译人员之一。1965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1978年开始从事同声传译工作，曾经为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他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同声传译人员的收入大概在每小时2000元钱左右，当然这还不包括一些特殊情况在内。卢嘉祥说：“在某种情况下，只有一个翻译，他一个人干三个人的工作量，那是极度紧张，难度是极大的，按道理应该拿120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会场的情况，这是普通情况。”
一个小时就能挣2000块钱，这样的收入对于很多人来讲，的确有点高得难以想像。不过，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同声传译人员的钱也不可能来得太轻松。那么，这些同声传译人员又是怎样来获得令旁人羡慕的高薪呢？
在某国际交流会议的现场，记者见到了正在进行同声传译的季红梅。季红梅，1997年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从事教师工作。2002年，季红梅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学习同声传译。2004年，季红梅第一次走上了同声传译的工作岗位。在会间休息时，记者看到，季红梅正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熟悉各种专业术语。看来，同声传译在大会的全过程中，都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会议终于结束了，换下正装之后，季红梅向记者介绍了她是如何进行同声传译的：“我们的设备其实很简单，就是有麦克风的开关，还有语言调节那个频道。我左耳朵听发言人的讲话，我右耳朵听自己的翻译。那么听众怎么样听到我的声音呢？听众的耳机里边是可以调节语言频道的，通常是一中二英。你如果打到一频道就会听到中文，打到二频道就会听到英文。”
边听讲边翻译，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同声传译的含金量也就体现在此。潘红梅说，正因为会议发言的重要性和不可重复性，同声传译工作的紧张程度也是别的工作所无法相比的。季红梅告诉记者：假如你做砸的话，对你个人的信心影响是非常大的。也曾经有合作伙伴他们做砸过。我就觉得他那种状态，他甚至会怀疑自己，应不应该涉足这个行业。所以信心是非常主要的，而且你都没有回头率了，整个的口碑都砸了，很难重建。
季红梅说，一旦坐到翻译席上，她们就开始拼脑力、耗体力了。神经要绷得紧紧的，因为那不是简单的听力，还要能“一心二用”，把听进去的内容迅速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另外，体力还得能扛住。即使是干坐着半天也已经够累的了，但同传们还要耳朵、嘴巴、大脑互相配合着高速运转，一场会议做下来,很少有不腰酸背痛的。这一点，有着近30年同传丰富的卢嘉祥感受更为深刻。卢嘉祥说：“阿罗约总统，她来北京访问的时候，也是我担任同声传译，那天我翻译下来的时候，因为整个那个演讲，就是我一个人翻，我翻下来，当我关了我的麦克风的时候，都有旁边的人跑过来扶着我，怕我晕倒了，他们的人都看到，我的工作强度确实是极大的。”
同声传译人员对他们从事的这项工作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要进行“闪电般的思维”。也就是说在会场上，他们要头脑清晰，反应灵敏，翻译时要紧跟说话者的思维节奏，两者相隔时间还不能超过一句话，耳朵听进去嘴巴就要立刻翻译出来。而这也就要求同声传译人员必须在会前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比如了解所要翻译的主要内容和一些专业术语等等。紧张的节奏，高效的速率，超高的强度，有了这几样，同声传译人员的收入之高似乎也有据可依了。不过在采访中，季红梅告诉记者，和高收入相比，她和她的同行们大多更看中的是会议主办方的认可。
季红梅说：“我做完以后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因为刚才那个发言人吉布瑞，他在那个会议休息的时候，曾经跑到我们“箱子”里边，就跟我们说excellent，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季红梅口中的“箱子”，指的是会场中的同传间。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两个、甚至三个同传人员就是挤在这么一个不足3平米的小“箱子”里，完成连续几个小时的同传工作的。
在很多人眼里，同声传译无疑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但在季红梅和她的同事们看来，同声传译却更像是一个“烫嘴的金饭碗”，因为他们肩负着准确传递信息的重任。不过说到这儿，您可能会说，跟国外友人交流的时候不是有翻译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再多出来一个同声传译呢？这还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说起。
据了解，世界上第一次在大型国际活动中采用同声传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设立在德国纽伦堡的国际法庭，在审判法西斯战犯时，由于语言不通，审判进度极其缓慢，全部战犯审判完预计需要两年多的时间。于是有人提出采取同声传译的方法进行，结果大大加快了审判进程，最终审判工作在一年时间内就结束了，一些重大战犯也很快得到了严惩。纽伦堡审判结束之后，同声传译很快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得到了全面采用。目前，世界上95％的国际会议的翻译都采用同声传译。那么，同声传译是在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呢？
卢嘉祥告诉记者：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据说当时小规模地使用了，但是真正大规模地使用是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大规模地使用。
据介绍，中国最早的同声传译主要是在外交领域和一些国家重大会议上。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增多，特别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后，中国的第一批同声传译才走出了国门。尽管同声传译在国内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但这一行业真正得到发展，还是在近几年。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频繁，各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商业会议纷纷在中国召开。仅上海一个城市，平均每天就有2.5个会议需要采用同声传译。吴会长说：“近些年来，我们国家在翻译这个行业，应该说有很大的发展，市场上有很大的需求，这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决定。因为这种发展呢，那当然就促进了整个行业的这个发展。”
国际交流活动的增多，当然就需要更多的同声传译人员。但是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从事同声传译的人数仅有200人左右，而顶级专业同声传译人才更是不到30人，并且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国际交往频繁的大都市。可以说，同声传译需求的缺口相当大。同声传译市场的向好，使很多莘莘学子纷纷投身其中，立志成为一名同声传译人员。赵飞飞便是其中一位。
赵飞飞是一名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她考取了某外国语大学同声翻译专业。记者见到她的时候，赵飞飞正在学校的花园里苦练口语。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用来形容学习同声翻译的人，再合适不过了。据专家介绍，从事同声传译工作的门槛很高，不仅要求同声传译人员有相当大的外语词汇量，还要精通外语语法，此外，在听力以及临场反应方面也都有很高的要求。而做到这些，绝没有捷径可走。
赵飞飞说：“如果想学好同传的话，就一个字“练”，就练了足够的时间，然后做够了足够多的练习，才能够成为一个的翻译。所以基本上除了上课时间之外，课下的时间，基本上都要用来做练习。”和很多想从事同声传译工作的人一样，赵飞飞当时选择学习同声传译，也是看到了这个行业的高收入。赵飞飞：就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将来会成为一个非常赚钱的行业，一天能挣几千块钱吧，所以我当时选择了同传。
想得到就必须得付出。两年的研究生课程，赵飞飞就需要付出5万元学费。
赵飞飞说：“我们学费跟其他专业比起来是相当高的，然后其他的投入的话，就比如说平时买磁带，然后转录一些磁带自己做练习用。然后其他的，资金上投入差不多就这些。”
尽管学费很高，但在赵飞飞看来，和未来的高薪相比，付出这点钱还是值得的。她兴奋地给记者讲起了第一次做同声传译的情景：第一次做会，那一个深秋，然后挺兴奋的，紧张倒是，前一天晚上紧张得没有睡着觉。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有一种很振奋的感觉，特别是走进会场的时候，心情反而一下平静一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当时庆祝那个，我们叫“箱子”里面，然后进去以后，坐下来，然后熟悉了一下环境，包括机器操作什么。然后就平静下来了，当然也是出了一些错的，当然索性主办方和听众都还比较宽容。
第一次上会就出现了差错，赵飞飞的心里有一些不开心，但她还是对自己充满了信心：随着这个真正的做会的经历的增多，经验也会一点点慢慢积累下来，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处理，然后这样的经验会积累很多，然后慢慢也就不会紧张，然后也不会太着急。然后做得就比较流畅。
和赵飞飞一样的人还有许多，在一个同声翻译培训班的课堂上，记者也见到了许多有着同声传译梦想的学生。他们当中大多数是有着很好的工作，甚至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对于未来的前途，他们也有着美好的憧憬。学员1说：“目前国内这方面的人才凤毛麟角，所以我觉得投身到同传的事业中，应该是挺有前途的。”学员2说：“在我的脑海中我首先认为同传的人，我认为我是很钦佩这种人，而且很尊重这种人而且很羡慕这个职业。”学员3说：“希望有机会参与到这个工作中去。”
尽管对于这些培训班里的学员来说，通往成功的道路还有很远，最终能够坐在同声传译岗位上的人也只是少数。但越来越多的人立志进入同声传译行业的想法，还是令很多业内专家感到欣慰。这些老专家还给了他们一些鼓励和建议。卢嘉祥认为：只要是真真整整本科毕业生，他的基础比较扎实的话，如果一毕业了，就下定决心来供同声翻译，我看要真下苦功夫，有两年的时间，基本上门槛，通常情况下的这个同学，我看是可以了。有一些速度特别好，语感特别强的呢，就是悟性，我们说悟性特别好的，也许有一年多也可以了。
像赵飞飞这样即便是花上几万元的学费，再饱受几年寒窗之苦，也要从事同声传译的人仍然络绎不绝。同样，同传市场人才短缺的现状也让国内的外语教育培训机构看到了赢利的机会。目前，不单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高级翻译学院、大连外国语学院等高等院校看准了同传培训这块大蛋糕，一些翻译公司也纷纷开设了同声传译专业。一时间，国内的同声传译培训市场呈现出一片红火态势。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是我国最早培养同声传译的机构，当年联合国为中国培养同声传译的译训班，就是它的前身。由于同声传译人才供不应求，如今高级翻译学院录取学生的人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高级翻译学院王立弟院长非常自豪：“差不多我们每年现在录取的学生比例的话，就报考人数和实际录取比例的话，差不多15：1。现在在读，在校那是两届，两届学生加起来有一百人左右。”王立弟告诉记者，和以前每年只能培养出20名同声传译人员相比，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目前的培养规模已经大大增加，但即使这样也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王立弟说：“我可以给你讲，我们的就业率可以到三百、四百。为什么这么讲，他学生到时候一个人手里的话，可以攥几家的录取通知书，然后再去跟别人去谈。”
同声传译有前途，同声传译培训市场更有“钱图”。这块大蛋糕已经让许多公司和机构眼红了起来，就连一些翻译公司也加入了同声传译培训市场。
世纪同声翻译社的项目经理葛非认为：中外交流的增加，现在各种会议或者各种学术的交流等等越来越多。这样就带来了很多对英语口译、交传、同传方面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学习会议交传 同传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而有的培训机构，别说过硬的师资力量了，连基本的同声传译设备都没有，靠一些简陋的语音设备，就开起了同传培训班。对于这种现象，北京星辉翻译中心的同传专家孙田庆教授感到有些荒唐：有的很一般的大学，在他的外语设计上是同声传译。我说你们现在外语学院，或者你们外语系有几个人有谁能做同传，就我知道，你们一个人连同传资格都没有，你怎么培养同传。
孙田庆认为，同声传译培训班乱办的现象，也说明了同声传译培训市场的不成熟。他认为，这样的同声传译培训，很有可能导致市场上出现许多无法胜任同声传译工作，但又拿着某些机构的培训证书的所谓的“同传”。孙田庆说：“可能他们觉得有人可以做，但是没做过，做做试试，如果说随便就可以，对方有没什么要求，把场面应付下来就可以算的话，那可以，这种人不乏其人，我们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那些随着解说那些评论在做的那些同声译，说实在的，我们这个行当，像我这个半辈的一些老同志都摇头，没有不摇头的。”
孙田庆教授的担心并非多虑。据业内人士介绍，尽管国内同声传译市场热起来只是近几年的事，但也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在采访中，赵飞飞也向记者讲述了她遇到的怪事。：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有一次出去做会，当时他和合作的那个人，他之前也没有见过，然后到了那里，然后互相聊天才了解到，这个人他的专业根本就不是英语，他学的是其他的专业。大概是学表演的，还是模特什么这样的专业。据我这个同学讲，当然比较简单的，就是像一种礼节性的问候，这种话可以翻的。像真正涉及到比较难的，比较不好懂，或者语速很快的这种发言的时候，他就做不了了。他不做也不能有空白，翻译不能是有空白的，所以这个，任务就压到我同学的身上，
赵飞飞告诉记者，除了这样混水摸鱼、白拿酬劳的情况之外，在同传队伍里面还有一些号称是“无会不接”的高手。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就遇到了一个号称经验涉及20多个领域的同声传译人员，尽管他从事同声传译工作还不到5年时间，但记者看到，在他的名片上写着能够承担石化、生物、计量、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同声翻译。众所周知，同声传译除了熟练应用中外文外，还要了解各个领域的相关常识。但是，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在经贸、科技、政法等各个领域学有所长的专业型同声传译人才却很少见。为了了解这个人的能力是否真有那么强，记者专门请教了对北京同传业非常熟悉的孙田庆教授。
记者：“我这儿有一张拿到一个同传的名片，他涉及到你看一下，他涉及到几十个领域，在这些行业里边都能做同传。”
孙田庆：“可能是天才，不是特殊的天才的话，恐怕很困难。”
记者：“为什么呢？”
孙田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人年龄有多大？”
记者：“这个人大概有二十六七岁吧。”
孙田庆：“太稀少了。我不愿意说没有，太稀少了。我非常希望有这种人，但是我今年70岁，但是我还很少见到过这种人，几乎我一没有见到过。”
记者：“我想冒昧地问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能做几个领域的同声传译。”
孙田庆：“我大概顶多我可以做三个。”
据业内人士介绍，同声传译业内的怪事还远远不止这些，由于目前国内从事同声传译工作的人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因此出现了市场混乱、鱼龙混杂，一些人滥竽充数欺骗客户的现象。这些不规范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同声传译市场的健康发展。
据了解，中国的翻译市场规模在100多亿元，而现在的翻译公司的消化能力最多在10至15亿元。许多来自国际的信息流，国内的翻译公司无法消化，导致中国失去了大量的商业机会。而同声传译市场，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涂松：“大概去年北京全年是有三百多场有同传的会议，那么加上企业或者重要的商务谈判所需要的同传的会议，应该是突破一千多场。我们只拿到三十多场。”
作为国内最大的翻译机构之一，北京星辉翻译中心在北京每年上千个需要同声传译的会议中，却只能承揽三十多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公司负责人涂松告诉记者：有些会议，我们本身同传没有涉及的专业，我们可能不派，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因为同传人数相对比较少，那么有些会议可能就有撞车的情况，所谓撞车的情况就是这个翻译这两天他正在上会。
在涂松看来，专业同声传译人员太少，是业务量不饱和的直接原因。而令他困惑的是，与专业同声传译人才极少的情况相对应的，却是不管大大小小的翻译公司都在开展着同声传译业务。涂松告诉记者，在北京工商部门注册的600多家各类翻译机构、翻译公司中，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对外承揽同声传译业务。涂松：“这么多的翻译公司造成了大家一种恶性竞争，有一些翻译公司所聘请的翻译是没有经过严格的挑选了，也就是说从社会上找了一些人直接开始从事翻译，甚至有一些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学生也在做客户的资料。”
越来越多的翻译公司进入同声传译市场淘金，令涂松感到了困惑。不过让涂松感到头疼还不止这些，他告诉记者，由于目前国内没有对同声翻译进行资格认证，因此国内除了22个人持有国际会议译员协会的同声传译资格证书，其他的人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关于同声传译的资格认证。因此他们在挑选同声传译人员的时候，往往只能根据经验和选择在圈内有口碑的同声传译。涂松的困惑，就连会议主办方也深有感受。公关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国家有相应的资历的衡量标准来衡量这些同传的话，就对于无论是我们客户就是厂家还是对于公关公司还是这个厂家代理机构都是很好的一件事，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厂家对于公关公司都省去不必要的麻烦，如果通过认证，他首先达到这个标准，不需要再对他的资历有任何怀疑了。
令人欣慰的是，针对同传市场上无认证、无标准的状况，中国翻译协会目前正在加紧翻译标准的拟订。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吴希曾告诉记者，即将出台的这一标准，将对同声传译的资格认定以及具体服务标准都将做出规定。吴会长说：“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现在也正在做这个工作。因为一个行业的发展，它首先要规范，规范首先要有标准，就是说你服务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要满足客户什么样的需求，另外对于这个同声传译本身的人，你的是一个什么要求，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否则的话，就很难说到规范。”
在采访中，吴希曾告诉记者，随着同声传译资格认证等相关规定的出台，目前国内同声传译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混乱状况肯定能够得到有效改善。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投身到这个新兴行业中来，并最终捧上同声传译这个金饭碗。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