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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两会”发布“商业银行可以设立基金公司”的管理办法之后，市场将其看作落实“国九条”的重大举措，分析文章很多。大体上说，它可以有效分流储蓄，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有利于稳步推进商业银行改革，优化资源配置。
然而我个人以为，商业银行可以设立基金公司的意义，远远不止以上这些。
首先，我们必须看清楚，什么是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基金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证券投资基金就是基金的“立约人(责任法人)”通过向社会公开(或定向)发行一种募集资金凭证，并将资金用于证券投资业务。
从制度上说，对于我国的商业银行，按相关法规，在目前，应是不可以直接投资于股票的。其最具体的体现形式，并不是很多分析所称的“银行资金无法入市”(中国的资金，根本无法摆脱银行业)，所谓“银证不通”，其中制度性的障碍，是指我国的商业银行“不能自行设立证券投资基金”，也不能作为基金的“立约人”。
我们从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可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的每一分钱，如果想要“投资于证券类产品”，那么，它就会立即脱离“银行信贷业务”的基本定义，成为“基金业务”，不但我国如此，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商业银行法，其实都是如此规定。
但“一行两会”的“试点通知”，使得这一困难的问题，获得了初步的，而且令各方均能满意的解决方案。
其次，商业银行设立基金业务，本来是“天然的”金融活动。一般来说，商业银行理应先于其他市场机构进入证券业务。在大多数海外市场，几乎所有的商业银行都会设立证券投资基金。以香港为例，自1997年以来，香港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够在金融风暴中摆脱债务困扰，与港银各大机构所设立的投资基金优异的投资绩效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允许国有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对“设立基金公司”进行“试点”，不但符合我国金融改革的大潮流，也为岌岌可危的资本市场，注入了新的血液。
其三，从信贷结构的角度分析，商业银行也获得了新的金融投资工具，可免去一定的利率负担。这对于巩固去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的经济成果，意义更加重大。当前，我国内地居民存款总额常年保持在12万亿元以上，以10％的基金业务计算，也将有1.2万亿元进入资本市场；如果我们再算上1.1万亿元左右的“央行票据占款”，可以盘活的资金总量，更加惊人。
其四，此举解决了以往在中国股市中，由于“买方”缺位所形成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多空失配”，如果再不“打通银证”，不能让买方的力量决定一切，资本市场处境堪忧。从去年4月至今年2月，中国股市屡创新低，投资者损失累累，对于股市，最需要的是尽快“打通银证”，让市场的资金能够流动，并且获得最基本的动态平衡。
当然，目前发布的管理办法，还没有更加具体的实施案例可供参考，只是一个“试点规定”，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有三，一是关于银行基金的“申请及其审批程序”；二是银行业务与基金业务之间的“防火墙”；三是所涉及的两家监管部门，如何进行协调与合作。
这三部分内容，均涉及一些旧有规定。
在我们现在的基金法之中，由于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进行基本的“定义”(仅对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法律特征，进行了不完全“描述”)，所以，对于市场而言，此前向“公众”募集资金(公募)与“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私募)，可以视为同一个概念，而非两个。
公募基金最基本的定义，应该归结为“风险资本的集合机构”，在海外，对于一般性的公募基金，美国称其为“共同基金”、英国称其为“单位信托”、日本称其为“证券投资信托”，均强调了其风险特性。但是定向募集(私募)却有所不同，由于金融资源的关系，一般的银行基金，事实上是以“定向募集”居多。
对于基金法所涉及的实战问题，还有一点，这就是关于基金公司能否进行“短期融资”的资格问题。
一般地说，基金公司是否具有“贷款主体资格”，是对基金业的重要限制———这是因为来自“后方”的“火力支援”，一定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被中断。
据我所知，基金法的相关内容，之所以没有涉及基金公司的“短期融资权利”，主要是涉及到我国的市场管制、交易成本以及资本市场的风险评估———多数意见认为，如果允许基金公司为基金申请“短期融资”，就不如让“商业银行”直接成为“基金公司的发起人”，相对成本更低，相对风险也更小。(缥缈）
（ 责任编辑：郑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