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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尽管已经不像去年秋天那样，占据媒体的耀眼版面，不过，据我了解到的有限信息，私下里，它似乎仍然是一个让人们激动的话题。比如，我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位朋友每次见面，总会为此而争论起来。他自认为了解主流经济学界的想法，而我则批评这些经济学家比较天真。
近日，我又看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上周四，曾经最早参与设计国有企业改革方案,而今担任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的高级经济学家张春霖，再度对国有资产流失质疑。他的依据是：“国有资产流失”是个难以计算的问题，所谓流失，必须有一个计算数字，比如你认为这个国有企业应该价值多少，但实际被卖掉的价值是多少，有了这些数字才能证明国有资产是否流失。
听起来颇有道理，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尤其如此，经济学要靠数字说话嘛。类似的说法，我在一个研讨会也听另一位著名的教授说过。他谈论的是贫富差距问题。他说，现在人们都在谈论贫富差距，但有几个人进行过严格的计量研究？有数据吗？没有数据，就不应该轻易下结论。
对此，我的回答是，精确的数据和漂亮的模型，未必能说明问题；而没有数据，未必就不能谈论国有资产流失或贫富差距扩大。
经济学家也许过于迷恋数字了。不过，经济学所探讨的对象，不是石头或者星体，而是人，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互动的人，人们之间由此所形成的秩序，以及人们从事合作与交换的制度。因而，经济学所研究的，乃是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所说的“主观事实”。
对此予以略微庸俗化的理解，则可以说，经济学关注的是从事交易活动的人在想什么，为什么那样想，那样想的结果是什么。所谓选择，就是一种主观活动而已。人们不是根据客观的事实本身，而是根据自己对该事实的认识、理解而进行的选择。
回顾一下经济学史就该明白这一点。现代经济学区别于古典经济学的地方，正在于其“主观价值论”，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取决于交易者的主观评估，而非某个客观的价值指标。因此，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客观的数字本身当然是重要的，但人们对于数字背后的那个事实的主观感觉，是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
经济学家当然可以通过查阅历年统计数字，计算基尼系数，或者别的什么指标，然后得出结论说，贫富差距并不严重。但中国当下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说话的时候，光谈论这个数字，显然是不够的。目前活跃于公众面前的一些经济学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而是经济问题专家。当他们讨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或者贫富差距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而是在公共媒体上讨论政策问题。当一个人在谈论公共政策问题时，恐怕不能不考虑民众的感觉。事实上，民众的感觉，可能正是专家们应当想办法解决的问题。假如人们普遍地认为贫富差距在扩大，或者国有资产在流失，那么，这就是真正的社会问题，而经济专家们就该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而人们的感觉，也未必没有依据。张春霖自己也承认，因为有的企业家自买自卖，交易没有透明度，很容易导致流失。对于民众，或者对于公共政策辩论者来说，这确实已经足够了。诚如哈耶克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讲中所说，在社会事务中，人类无法作出精确预测，而只能作出“模式预测”。
据此推论，对于社会问题，比如国有资产到底流失了多少，人们恐怕永远计算不出精确的数字，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可以根据对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及国有资产转让程序的分析，而得出一个“模式判断”：国有资产在流失。只要确认这个事实就足够了，这一结论已经足以促使专家和政府思考和制定相应防范对策了。张春霖似乎也认同这样的经济分析逻辑，尽管他也拿不出国有资产流失的具体数据，但已经给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开出了两个药方。
这篇文章的意思就一个：曾经为改革设计过方案的经济专家们，不应该忽略不彻底的改革本身所带来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在推进改革深化。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