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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周《壳牌的“谎言”与“隐痛”》一文发表之后，一直苦心经营“社会责任”形象的壳牌神话一夜之间轰然坍塌。
壳牌的谎言，是这个跨国公司全球化的一次失败，还是部分地方官员腐败的胜利？
壳牌的隐痛，反映的是商业文明进步的某些弱点，还是社会肌体坚固堡垒的意志顽强？在村民“为权利而斗争”的对抗中，壳牌是这个体制的真诚对抗者，还是一个虚伪的合作者？一切皆令人深思。
鉴于壳牌在帮助当地政府制定“村民的安置标准和动迁行动计划”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当地政府理所当然地“广泛征询了动迁村民的意见”，我们可以认为，村民的生计安排应该是跨国公司、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一个契约，而所谓的“10号文件”(《中海壳牌石化项目征地拆迁安置办法》)则是这个契约的核心。
然而，这个按照国家法律、世界银行导则，以“最高标准”制定的“契约”，被歧视支解了，被贪欲撕毁了。
“大亚湾契约”是怎样死亡的呢？是偶然因素造成的“意外死亡”，还是患了“不治之症”？
我们不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寻找答案。既然是一个事关8000多人生计问题的契约，则是一个含义复杂的交易。常识告诉我们，交易以及破坏交易均需要付出成本。不难看出，本议题中破坏交易的最大动因是腐败。那么，腐败者获利所付出的成本是什么呢？
当下流行的“学术答案”是，腐败者的腐败成本是其“可能受到的惩罚”。也正因如此，当下流行的反腐败观点是加强惩治的力度。但笔者以为，腐败成本的真正承担者是其利益受损者、被侵权人。而通常来说，腐败所损害的不仅仅是被侵权的当事人，还包括这个社会的肌体健康、法律的尊严，只不过是在具体的腐败事件中，被侵权的当事人比较集中地承担了这个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健康的社会可以做到，被侵权人有寻求正义的出路，能够通过有关法律程序或行政程序把“成本”还给侵权人，而不是侵权责任落空，成本错位。
反观“大亚湾契约”的死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记者在调查中海壳牌项目搬迁安置问题的过程中发现，村民的选举被不符合程序地通知“延缓换届”，村民罢免有腐败嫌疑的村官时，正常的民主选举被破坏。而日前，村民廖建平的行政诉讼官司原本被广东省高院驳回重审，当地法院在开庭的前一天突然通知延期审理。很显然，当地村民在保护自己的权利时，无论是行政程序还是司法程序，都是“此路不通”。当所有的保护自己权利的通道都被封堵时，我们就不难理解，大亚湾的村民为什么频频上访。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我们的制度建设。不错，完美的“大亚湾契约”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制度--但这个制度“死亡了”，因为它是一个局部的、具体的“小的制度”。这个“小的制度”需要它的运行环境，从法学的角度来说，程序(规则)没有保障，实体(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小的制度”的死亡，是因为大的秩序的失灵。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