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99年11月24日，在上海金茂大厦举行的瑞士雷达表新系列发布会

图：2002年陈逸飞在海南省

　　尽管一些美术评论家和与陈逸飞交情深厚的人士对其评价是“非常聪明，能力过人”，但在陈逸飞最早涉足的油画领域，多数人却避免在正式场合谈论他。这让人想起“商人里最成功的艺术家，艺术家里最成功的商人”这句经典评语，很长时间以来，中国艺术界就是这么私下里议论陈逸飞的。

　　在北京的艺术圈，不论是前卫艺术家还是正统的油画家，都不愿意将陈逸飞算做自己圈子里的人。记者接触的几位画家，大都认为自己不是评价陈逸飞的合适人选。“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就不能算是我们这个圈子的人了，应该算是娱乐圈的人吧。”一位画家这样说道。 “他回国之前和圈里交流还是很密切的，后来联系就不多了。”中央美院所属的一位专业刊物的编辑也这样说。

　　然而，陈逸飞似乎早已习惯了“圈子”里的人对他的这种态度。他曾经说：“别人怎么想我，冠以什么名称并不重要，做事情按照自己的原则考虑：第一是不是喜欢，第二是不是有条件做，第三，对社会是不是有益处。”正是在此原则下，进入上世纪90年代，陈逸飞走出绘画领域，开始涉足模特经理、服装设计和出版行业。他自称“视觉艺术家”，并把自己涉猎的各领域统称为“视觉产业”。

　　记者采访了几位陈逸飞生前的好友和合作者。借助他们的回忆，我们也许能接近一个更真实，更可信的陈逸飞的形象。而对于这样一个远远不能一言以蔽之的人物，我们也会得到更接近客观的评价。

　　■本刊特约记者 苏川 发自北京

　　中国缺乏这样的人

　　其实他就是把艺术作了一种拓展，延伸到了一些别人不愿意涉及的领域……中国实际上是缺乏这样的人的。他对社会的贡献可能要远远比一个纯粹艺术家更大

　　美术评论家、策展人 冯搏一

　　我认识陈逸飞是在他回国之后，那时他已经功成名就，在北京和上海都做过个展。到他后来又拍电影又做时装以后，我们的联系就不多了。

　　他刚到美国时，经历了一段比较艰辛的时期。他曾经跟我说，到了美国后身上就只有三十多美元，特别艰苦。最开始他为了生存，就到博物馆给别人修复画，因为他技法上没问题。他还和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改革开放之初，学油画的人都特别希望看到原作。他当时也跑到欧洲各大博物馆去看，因为钱不多，他都是买晚上的火车票，这样就可以在火车上过夜，省下一笔住宿费。后来美国石油大王哈默看上他的油画，开始代理他的作品，逐渐就做得挺成功的了。出国后陈逸飞也画过一批画，和出国前相比不太一样，但在技法、造型和色彩方面还是不错的。我个人觉得他出国前的油画，像《占领总统府》、《黄河颂》等，在中国现当代油画史上还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出国后画得也不错，但我个人认为有点商业性了。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能力也强。从一个艺术家，转换到经商、做时尚、做杂志、做模特经纪公司的商业角色，他所跨的领域是最多的，而且做得都比较成功。这时我们很难再用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标准去衡量他。我觉得他做的那些东西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我挺认同人们对他的“商人里最成功的艺术家，艺术家里最成功的商人”这样一个评价。所谓的纯艺术家，比较前卫、比较试验性的艺术家，他们的价值当然也很大，但他们未必能对老百姓产生多大影响。陈逸飞对大众文化，对大众审美趣味的影响，包括所谓的品格这样的东西的塑造，是做得最成功的一个。他对推进大众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迎合和顺应了这样的历史潮流。

　　我觉得他是挺聪明的一种人，回国后他就不太在艺术圈里混，完全脱离开了。他可能不太在乎一定要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因为他的兴趣点很多，想在多个领域发展。

　　我们不能因为他去经商就认为他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家了，他所涉及的行当还是在视觉艺术的范围。他做服装和杂志时，把自身的经验和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了。他拍的电影，也都是偏重绘画感和影像的感觉。这一点是他和其他导演不一样的地方，还是很有价值的。他本人不是学服装的，但是他把他个人的审美趣味，通过大众化的商品形式体现出来。很多爱好艺术的人和画画的人也都爱买他的衣服，说明他把艺术的元素和时装服饰的元素结合得很成功。其实他就是把艺术作了一种拓展，延伸到了一些别人不愿意涉及的领域。他不是提出过“大美术”的概念嘛，意思就是不要局限在以往的美术的概念中。

　　陈逸飞这20多年的成长经历，实际上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联系在一起的。用通俗的话说他是一个弄潮儿，他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发展，并抓住了机会。改革开放后的文化艺术，就是大众文化不断普及和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国老百姓所受的文化教育和审美能力都非常低，陈逸飞通过自己的商业行为和操作方式，起到了他自己所能起到的作用。陈逸飞凭着他的敏感和聪明，实现了他的最大价值——那就是顺应了这样的一个潮流。中国实际上是缺乏这样的人的。他对社会的贡献可能要远远比一个纯粹艺术家更大。

　　八方出击 无人匹敌

　　很多年轻人当时是把陈逸飞作为崇拜对象和追求目标的，希望将来能够成为陈逸飞那样的油画家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孙景波

　　我和陈逸飞已经认识33年了。

　　1972年，北京要举办一个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的美术展览。那是“四人帮”时期想造成一个文艺还在发展和繁荣的假象。各地的数千件作品送到北京审查，当时的领导认为有些题材应该展出，但在艺术表现上还比较弱，画面也不够好看，希望组织一些专家来加工修改，以达到艺术与内容的高度一致，于是在中国美术馆成立了一个改画组。这个成员组由当时在展览会上发现的一些能力和作品比较好的作者组成，让他们到北京来修改作品。上海当时派的就是陈逸飞。当时他的作品叫《开路先锋》，是在当年全国美展中大家普遍看好的一件。他画了一些筑路工人抬着钢轨在风雨中前进，表现出工人阶级豪迈的气概，构图很有气势，人物造型也特别扎实。他负责修改上海送来的作品，比如一幅知识青年舍身救人的作品，由他负责加工、整理和提高。北京这边的组长是敬尚宜（原中央美院院长、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成员有从青海来的朱乃正（曾任中央美院副院长）、广东来的陈衍宁、湖北来的唐小禾，我是从云南调来的。改画小组一共六七个人。我们4月初集中在北京，直到5月23日展出前，一起工作了一个半月。改画组的几个人从此成了朋友。33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友谊。

　　在这个群体中，陈逸飞思想蛮活跃的，虽然他是我们改画组年龄最小的，26岁。《开路先锋》使他成为中国美术界备受瞩目的青年画家。那一年他还创作了《黄河颂》，但没有送到北京。整个70年代，他的《黄河颂》、《南来北往》、《踱步》，尤其是1976年完成的《占领总统府》（他与魏景山合作创作的油画《蒋家王朝的覆灭》，也称《占领总统府》）曾获全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评选一等奖，后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使他成为当时——直到80年代初期他出国前——中国美术界最受注目、最有实力的青年画家。70年代中叶到80年代初期，很多学画的年轻人都把他当作一个榜样和崇拜对象，希望将来能够成为陈逸飞那样的画家。

　　陈逸飞做画很踏实，很敬业，善于学习，非常谦虚。每次他和朋友们见面，总是要把自己的画拿出来，让大家品头论足，一定要大家留下批评意见。我去上海，他就会把我拉到他的画室里，把他最近的作品全部拿出来，一件件让我看。我也注意到，他也是个非常自信的人。每次见到他的作品，都发现他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他的作品基本可以归入当时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比较关注中国现实和中国近百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最早一批凭着个人能力走出国门的。到美国以后，为了生存，他不可能把革命现实主义的题材延续下去。但他在美国期间很认真地观摩了西方传统油画，自己的创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他在谈话的时候流露出对凡·戴克的肖像画和维米尔的作品的喜爱。他也在美国的博物馆修复过像凡·戴克的画，近距离地观看到了大师们的画作，由此掌握了传统技巧中很精髓的东西，他这个时期的油画，比起他在国内时期，对于油画语言有了更丰富的认识。他到美国初期画的《大提琴手》、《长笛手》和《四重奏》，在运用黑白关系和色调处理上，在虚实对比和色彩层次上，找到了一些新的表现途径。

　　陈逸飞这个人非常聪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发现东西方文化在差异中可以实现互补，后来他便开拓出新的题材，《江南水乡》系列（又称《双桥》，被他在美国的伯乐、石油大王哈默访华时作为礼物送给邓小平。他画的周庄还曾入选联合国首日封图案）和《浔阳遗韵》。他找到了一个能够体现东方文化，表现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特有景观——周庄，很典型的东方情调。这些作品不仅被美国和欧洲人接受，甚至引发了他们来中国游览的好奇心。超出陈逸飞预想的是，这幅画在国内也产生了影响，带动了国内一批画水乡的画家，带动了当地旅游业。

　　回国后他不再把自己限定在纯粹的绘画领域。他跟我说过，“我在尝试，看还能做些什么和我的能力与兴趣相关的事情。”我觉得他做得不盲目，而是很理智的。首先他一直坚持自己是一个画家，他对我说，“我最重要的事业是绘画，尽管我做服装做杂志拍电影，但我每天都要坚持画画，有时画到深夜。”在别人眼里，陈逸飞这些年什么都做，但其实他绘画从未间断，每年都要推出一到两个个人展览，都会推出一些新的作品。这些一般人不知道。他的很多展览都在国外。

　　我和一些朋友也对他的这种努力提出过一些疑义，认为他干得太杂了，玩得太多了。有人甚至认为他“弃画从商”了。其实他是在实现自己的一个理念，那就是艺术家在当代能做的事情还可以多一些。他遇到了改革开放提供的舞台，他是一个善于把握机遇的人。他没有不敢做的事情，只有想不想做的问题，想做的事情他不会限制自己。他搞服装设计和建筑装饰设计，做杂志的出品人，当导演和制片，他做得并不离谱。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基罗，也是从事多项工作，既搞雕塑，也搞建筑，搞机械设计，还写诗歌。

　　陈逸飞是我们这个时代相当优秀和杰出的艺术家，也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文化活动家和组织者。在他离去以后，人们会注意到他在这个时期所起的别人不曾起过的作用。这样一个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人，他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美术界有几个陈逸飞呢？就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四面八方出击，而且各方面都获得关注的人物。他已经成为一个新闻人物了，这不是别人能做到的。想做到的可能不乏其人，但是在这方面，没有人能和他匹敌。

　　从事领域过多，

　　损害了他的健康

　　我们合作的《人约黄昏》，画面和音乐非常统一，旧上海的湿漉漉的感觉非常舒服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 叶小纲

　　我最早知道陈逸飞，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他参加全国美展的作品《开路先锋》。后来在上海《文汇月刊》的一期中，同时刊登了采访他和采访我的唱片的文章，我们彼此开始关注。1987年我赴美国留学，到纽约后的第一顿饭就是他请的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去美国比较早，感觉他像个老大哥一样，为人非常谦和，也很热情。当时他作为旅美画家，特别愿意与中国留学生联络。

　　陈逸飞的第一部电影《上海旧梦》的音乐是别人创作的，但他觉得不是很理想，听说我回国后，一直跟我说能不能帮他把第一部影片的音乐换了，用上海话说“能不能帮我弄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做成。我们一共有过3次合作，分别是为他的三部影片《人约黄昏》、《逃往上海》和《上海方舟》作曲。他在拍摄《理发师》的时候也跟我说，影片的音乐还没有想好，让我到时候帮他看看。这次重拍他没跟我说，估计是顾不上吧。没想到突然就这样了。这两天我在上海开会，11日晚上还专门去了陈逸飞的灵堂。

　　我们合作很愉快，他非常尊重我对影片的理解和我在音乐上采用的方法。他对我说：你的音乐贴到我的画面上非常妥帖。他对画面的把握很牢，但音乐却完全听我的。我们合作的《人约黄昏》，画面和音乐非常统一，旧上海的湿漉漉的感觉非常舒服。我想他的影片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吧。他的电影有油画的色彩，在画面上有一定的优势，他愿意在这个领域驰骋是不应该非议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好坏应该由历史去评价。

　　虽然我们不是很熟，平时也没有什么交往，但互相还是很尊重。我在1998年2002年举行的两次音乐会他都专门来听了，还送了花篮。我最后一次见到陈逸飞是在去年中央电视台的中秋文艺晚会上，晚会是在上海东方电视塔上举行的，我们都是嘉宾。我看到他的时候向他挥了挥手，他非常高兴地过来，还专门倒了一杯茶给我。当时大家对他的印象非常好。我觉得他做事非常恰当，而且说话比前几年婉约了很多。

　　陈逸飞后期在多个领域拓展，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能力做的话，是无可非议的，说明他心气儿比较高。但也正是因为从事的领域过多，损害了他的健康。这个现象应该引起所有人的深思。我们不应该去指责别人，说什么“战线拉得太长”。有的人说他这样是为了赚钱我就不同意。事实上他画画的成本是最小的，做服装和办杂志不一定能赚很多钱。但他愿意做是有这股心气儿。他事必躬亲的结果就是很多东西都有很高的品质。

（ 责任编辑：李淑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