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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恐怕你也还在念小学吧？”面对记者，这位“中国第一”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广东是全国最早推出移动通信服务的城市，早在18年前，全国第一个手机用户就在广州产生，他就是现任广东中海集团董事长的徐峰。
我很幸运成了“中国第一”
1987年，徐峰还是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因为他喜欢尝试新的技术，当年11月一位在广东省邮电局的亲戚告诉他，广州市邮电局为了配合当年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六运会，属下的无线分局准备推出第一批共100部模拟移动电话，如果徐峰喜欢的话，可以帮忙办理。徐峰自然兴奋不已，在亲戚的帮忙下，他成了中国首位手机有户。
据说，广州邮电无线分局之所以借六运会之机，推出首批模拟手机，名义上仍然是“试点”。因为无线通信涉及问题广泛，包括国家安全、频率分配等，负责审批的部门众多，“六运会试点”成了有力的理由。徐峰说，首批的模拟手机用户，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像他一样的商务人士；第二类是政府高层官员；第三类则是军队等有特殊需要的部门。
说起这位中国最早的手机用户与移动电话的接触，颇具戏剧性。“当时邮电局的人还不知道这手机应该卖多少钱，他们叫我押下了一张2万元的支票，先把手机拿走。”徐峰说。这是一部NEC模拟手机，拨打电话需要拉出天线。后来徐峰为这部手机花了近2万元。徐峰说，这一价格在当年，相当于一部丰田牌农夫车的价格。
当时首批100部模拟手机的号码，是六位数字的短号，号段从901001至901099。出于广东人“吉利”偏好，他挑选了901088作为自己的号码。现在徐峰已经不记得，拿到手机后第一个电话是打给谁，但他清晰的记得，周围的人对他手上拿着的“砖头”非常好奇。徐峰告诉他们，这是不用绳子的电话，能打到很远的地方。为了证明给他们看，徐峰即用手机拨通了香港的电话，引来了大伙的惊讶。
由于当时通信服务尚未普及，连固定电话的普及率也很低，因此当时徐峰的手机是拨出多，打入少。不过他发现，当时的模拟网络信号不错。最早的半年，徐峰只能在广州市内打手机，此后随着深圳、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网络的开通，漫游才第一次实现。
从没有动过换号的念头
第一批手机推出以后，移动电话在广州马上变得非常抢手。“为了买手机而请客的饭钱，甚至比手机价格还要高。”徐峰说，当时为了买手机、维修手机或者选号，用户通常要请客吃饭，打通运营商的关系才能办妥。在营业厅购手机入户或者办理业务，不但要排长龙、看营业员的脸色，程序还非常复杂，需要反复打申请报告、盖章等才能办妥一项业务。
供不应求的行情，造就了广州猖獗的手机黑市，在通信产品集散地的陵园西路，一部手机（连同号码）的黑市价最高炒至6万元！除了手机昂贵以外，通信资费当时也是奇高无比。当年徐峰的手机话费，最高时每月超过1万元。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电信业以打破垄断、鼓励竞争为主导思想的改革下，运营商数量增多，资费和服务是用户感觉变化最大的两项。徐峰说，相比之下，现在他每月的话费已经下降了80%以上，而办理业务一个电话就能办妥。
对于自己的中国第一部手机，徐峰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说，这部手机一直用到了移动模拟网络转为GSM网的最后一天，移动客户服务人员通知他，模拟手机已经不能再用的时候。现在，这部模拟手机仍然珍藏在他的家中。而且，徐峰从来没有动过换号码的念头，这首先是因为自己是中国移动的第一位手机用户，有情感的因素挽留着他；另一方面，他认为无论在网络覆盖、服务水平，还是在管理能力方面，中国移动都已经是中国最优秀的通信运营商了。
声音：服务能力胜于海外运营商 中国需要更多电信运营商
徐峰在香港生活了多年，而且由于生意上的关系，徐峰在早期就常常往返于广州与香港之间，而且还时常出差国外。他认为，相比之下，中国移动无论是通信内还是延伸到通信外的服务能力，都要明显强于海外运营商。例如针对高端用户的客户俱乐部经常举办知识讲座、文化活动等，都包含着很多难得的创新。
但是，他认为，海外运营商仍然有很多方面值得中国运营商学习，例如香港的移动运营商的个性化套餐设计，例如分时段收费的普遍采用，在空闲的个别时段资费相当便宜，调节消费习惯等。另外，他希望运营商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状况，在用户密集的时间和地段增设流动应急车，防止网络“堵车”。
作为最早的一名用户，徐峰还强烈地认为，电信业应该进一步走向竞争和开放。目前竞争的运营商仍然很少，而且都是国有企业。“中国运营商之所以取得了长足发展，跟他们境外上市是分不开的。”徐峰认为，境外上市至少使得中国移动等运营商做大了资产规模、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改变了旧的分配机制，一洗老国企的旧式体制。他认为，国家不应该出于“保护国有资产”的目的扼杀竞争，相反，只有进一步开放才会促使电信业做大做强。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