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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中国金融开放进程的加快与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金融混业产品日趋增多，实现综合经营成为各类金融机构提高核心竞争能力的内在要求；为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邀请相关政府机构的主管领导、知名学者以及国内外著名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围绕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和所引发的系统风险，以及相应的政府监管机制改革和各类金融机构的经营战略调整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讨论。搜狐财经频道作为协办单位为本次论坛提供了独家网络直播支持。以下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项俊波的部分精彩发言。
第二个大问题，从金融法制的视野肯我国金融风险的诚意。我国金融体系中各种高风险是多年积累起来的，是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反应，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环境的变化、金融体制的不适应、尽管手段的落后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等都是造成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着高风险的原因，对此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都有过很多的研究和分析，这里我着重从金融法制的角度具体谈一谈我国金融风险，尤其三大风险比较突出的原因。我们知道金融法律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调整着金融监督、管理者、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金融法律制度除了规范法律关系这一功能外还具有惩罚、鼓励或禁止、引导等多种功能，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可期待的利益或可预期的损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规范经营主体、经营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经营法律制度，而在体制法的层面上又有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在民商法律层面也票据法、担保法等，但是应该看到目前的法律制度是在发展新兴市场、转轨体制中制定的，面临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金融业自身创新动力的日益增强，现行的法律制度安排已经难以适应变化着的金融业的需要，尤其要跳出金融业的框架全面审视金融行业赖以生存的环境。同时强化金融创新，包括体制创新、金融机构创新和产品创新等法律关系研究，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一些高风险，尤其比较突出商业运用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法律制度的缺失和不协调有关。
具体表现在，一是有关真信管理法规的缺失，影响到金融业的发展，和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真信体系是为解决金融市场交易中的市场不对称而建立的制度，随着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化，金融机构越来越需要依赖于专门的真性部门，或者是社会真性机构，来加强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调查和分析，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没有把真信体系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近几年我国现代真信企业开始起步，由于涉及到公民隐私和企业秘密的问题是一项保密性很强的工作，由于没有一项法律、法规为真信活动提供直接的依据由此造成真信机构在信息采集、信息披露等关键环节上无法可依，真信当事人的权益难以保证，严重影响真信的发展。
二是现代破产企业法律制度的严重滞后对金融机构保存资产非常不利，企业破产法律框架下对金融债权人的保护程度直接关系到金融资产的状况，当前企业破产法制度主要包括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企业破产法，适用于其他企业的民事诉讼法第19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上述法律规定没有很好地体现对债权人的保护，往往漠视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监管制度的规定等等方面不是很健全，进一步削弱了法律对债权人的保护力度。目前新的企业破产法的立法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与现行的企业破产法相比较，新的企业破产法一方面拓宽了破产企业法适用的范围，将所有企业法人多纳入其中，另一方面充实了关于破产程序中实体问题的规避，从各个环节和层面大大提升了破产法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程度。但是在直接关系到债权人利益的破产债权、清产顺序和破产条件这两个焦点问题上草案的规定仍不尽完善。在债权清产顺序方面产生了职工劳动债权优先于抵押债权的规定。在破产条件方面将企业法人和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并列为破产条件，这无疑会对金融机构债权的保护产生消极影响。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物权，直接结果是银行债权追诉难，形成金融风险的诱因，同时对担保物权的漠视会破坏规则，对于担保制度作为最后一道保护措施的信任。法律也是一种信仰，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仰，最系统的法律也会变成一张白纸。而过于严密的破产条件使得债权人不能及时、有效地提出债务人破产的申请，资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务的条件往往使企业已经无可救药时才能进入破产程序，这会错失企业重组的机构。也错失对金融机构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保护机会。
三是金融诈骗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行为，不利于防范金融机构在操作经营环节中出现的风险。操作风险多发是目前的一个突出特点，以诈骗行为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行为带来的损失最大，从最近发生的案件来看当前我国金融诈骗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非法占用为目的，通过提供虚假信息进行诈骗，例如信用诈骗、票据诈骗等等，二是不以非法占用为目的，但是通过有意地提供虚假资料为企业利益骗取资金，这类诈骗的特点是行为人陈述的资金使用目的是真实的，行为人主观人没有将资金据为自由，但是在申请资金时有意提供虚假资料，骗取金融机构的资产，并且实施金融诈骗的主体往往是单位而不是个人。目前金融欺诈大部分是第二类，我国刑法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案有明确规定，但是对第二类欺诈行为并没有明确规定，对此只能通过合同法来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另外一段时间以来在金融行业，特别是证券业和信托业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挪用客户股票交易结算资金、信托资金等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而且也对金融机构本身带来巨大的风险。但现行的刑法对挪用资金罪的规定并不能满足现阶段打击上述行为的要求。刑法中关于挪用资金罪的规定仅适用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的行为，而不适用于金融机构挪用客户资金、资产的行为。对上述欺诈和违反进管理秩序的行为缺乏刑事威慑力，不利于降低金融机构在操作金融环节出现的金融风险，会产生负面影响。
四是相关金融主体和金融业务法律制度的缺失，放大了金融体系中一些潜在的风险。前面体到目前跨市场风险的增加正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新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对这些新的金融主体、金融业务，从法律制度方面进行及时规范有关。例如对实际形成的各种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都与企业有一定的关联。但上述法律又都不能完全解决对它的监管问题。对最为活跃的市场产品，比如说委托理财产品目前银行、证券、保险监管部门各自按照自己的标准分别进行监管，但缺乏统一的监管法律制度，由于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解决与金融控股公司有关的法律问题，金融公司开拓的新业务缺乏严格的法律界定，潜在的金融风险必然还要加大。并又容易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传播和扩散，按照巴赛尔委员会的建议，目前所承受的这种风险是一种法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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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魏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