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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费孝通先生已身居高级领导人之列,但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很纯粹的学者。虽然他是一个很纯粹的学者,但在纪念他时,我还是不能仅仅从学术的角度谈论。
当今的许多中国大学和学者,孜孜以求达到学术的世界水平,甚至有好发大言者,动辄要领导世界学术的潮流,尝尝“万邦向慕”的滋味。可惜他们总是不能成功。可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年轻的中国学者在偏僻的小乡村中进行的调查及随后的研究,就已为世界奉献出了第一流的学术成果。
其实可以断言,当代那些力求一流的学者是永远也不会达到一流的。除非他们放弃那个可笑的赶超目标,转而为真正的学术所吸引,愿意为探索未知的领域,而不是为达到什么超越的目标奉献自己的心血和时间。
所谓大学的精神,其实就是探索未知世界的精神。近来人们在讨论中国是怎样失去大学的精神的。其实,这个问题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中国的大学里,什么样的精神取代了大学的精神?
一言以蔽之,官僚的精神取代了大学的精神。西来的自由学术探索精神终于为中土“以吏为师”的传统所压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此局面之下,所谓世界领先云云,自然亦可望不可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诸多外部条件远不及今。但费孝通先生的成果让人们看到,只要自由探索的精神尚在,只要自由探索的空间尚在,达到世界一流并不是什么难事。不过话说回来,在当时费先生的心目中,可能并没有想到什么领先世界之类的目标。他只是在严格的学术规范下认真地研究自己的问题。蓦然回首,却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越是想要的,越得不到;而无意于此,却柳暗花明。也许有人感叹造化弄人。但识者知道,这其实是完美的筛选机制。真正的学术成果是与投机者和骗子无缘的。
许多人在纪念费孝通先生的时候,心里一定都会想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费先生在1949年以后的遭遇。
当言论控制尚在低级阶段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听到这样那样的“不许说”。而这样的言论控制,其实对费先生这样的学者几乎没有影响。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离现实政治都很远。其成果很少有可能触动当权者“不许说”的忌讳。费先生前期的经历正是如此。除了要迎接学术上的难题以外,费先生几乎不用考虑现实的问题。可惜,言论控制后来发展到了高级阶段。这时,仅仅要求“不许说”是不够的。要求的是“只许说”。到了这时,即使如费先生这样的学者,也难逃现实政治的钳制了。不管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不但不能不涉及现实政治,相反要主动和主流意识形态相结合,变身为某主义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而学者,自然也就没有了自由探索的空间。
费先生实在是幸运的人。虽然付出了时间的代价,但他终于在日后得到了学术上的第二个春天。而费先生最让我佩服的就是,在这个第二春中,他没有像其他一些老人那样,只是在回忆往事、自我陶醉、自我怜惜,而是又一次投入到学术的世界中。我认为,费孝通的后期调查研究成果是一个远没有得到充分开发的学术宝藏。我仅举一个例子:回族遍布于中国全国各地,但以西北陕甘宁地区最为集中。原因何在?费先生调查后指出,由于气候原因,这一地区正是牧区和农耕区的交界线。回族历史上有经商的传统。生活在这里,正可以从事牧区和农耕区之间的商品交换。此一研究,不但结论此前未见,即使是这个问题,似乎从前也没有人提出过。而由此结论,可以进一步引申出关于回族历史与现状的诸多分析。可谓提纲携领。不知是否有人跟进。
一生是那么漫长,但对于努力求索的人来说,一生又是那样短促。晚年的费先生多次表达过对时间的紧迫感。“我只有十年时间了”。言犹在耳,斯人已逝。如今,最后一分钟也过去了。
( 责任编辑:胡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