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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结合出色的经营财技，集万千技巧于一身的欺诈，商人哲学家，生活的堕落，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真正的商业巨子堤义明呢？
王育琨/文
最聪明的人，反而在普通人没有困难的地方无影无踪了。一直谨记中国荀子“性本恶”之告诫，严承父亲 “不交朋友”之遗训的堤义明，接掌西武集团40年，把西武集团发展成为一个经营铁道、连锁饭店、百货商场、消闲设施，购买了日本1／6的土地，拥有一流职业棒球团队的企业王国。他孤独决断，历经惊涛骇浪，躲过层层劫难，甚至那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也未伤到他。可是2005年3月3日堤义明却因虚报母公司持股比例而被捕入狱。
堤义明是日本人双重人格的一个具体典型。他常常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不会有丝毫心理上的不安。日本人倾向于把人生看作一出戏，在这出戏中，每一个做梦的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所有醒着的人都有一个常识所塑造的“共同世界”。梦想不顾现实世界的秩序，有着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显现性，自己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它要从人们的“共同世界”中把人夺走送上不可能之途。那么，那个把西武帝国掌门人堤义明从“共同世界”夺走的东西是什么？
遭遇“聪明劫”
这就是把堤义明送进监狱的简单事实。日本证券管理规定约定大股东最高不能拥有超过80%的股份。西武铁道的控股公司“国土公司”掌握着88.6%的股份，公众股只有11.4%。但为了掩盖事实，明明是国土公司持有的20%股票，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上却记载了公司1200个人的名字。在得悉年报伪造即将曝光之前，秘密告知关联公司购买西武铁道股票，以减低自身持股，保持上市资格。因涉嫌操纵公司股票，市价1572亿日元的西武铁道，在没有出现任何亏损的情况下，被东京证券交易所罚出了证券交易市场，接着两位涉嫌高层先后自杀。堤义明亦被供出是所有骗局的幕后指使者。他自己坦称不讳，言语中还夹带着一丝委屈：“我们40年来一直是这么做的，法律变了，怎么能让我们负责呢？”
殊不知，堤义明习以为常的东西，已经成了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日本股市长期流行这种借用他人名义的惯用手法。据日本金融厅(FSA)的一项调查发现，在4547家日本上市公司中，456家公司已承认发布过带有误导的报表，其中多数与大股东的持股规模有关。每10家就有1家在财务报表中欺骗投资人，损害了日本股市的信誉，削弱了日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名声。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主要解决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那么以发达的股市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则主要需解决公司与投资者的关系问题。为提高投资者的信心、重振经济，日本对上市公司开始严刑竣法，堤义明正好拿来说事。
堤义明本来可以免除被捕的厄运，只要回购股票把私有化程度已经很高的西武铁道果断实现私有化就可以了。他为什么不作为呢？这是全部问题的实质。回购其它企业和个人持有的西武铁道股票，还要加上2004年9月份内部交易卖出的部分，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据估算议价后可能达20亿美元上下。但是，这个数字还不是主要障碍。
原来，日本有一个“无交易股票的财产评价”方式。上世纪50至70年代，西武在东京购买了大量的土地，用来建造王子饭店、冬奥会场馆和休闲娱乐酒店等。以后也一直按这个原始价格来评价土地价值。但在使用了无交易股票的财产评价方式后，是用现在的价格评价出土地的价值。同一块土地的价格在过去30～50年内已经上涨100多倍。在土地评价额上升100多倍以后，其身后的土地税和继承税也将随之上升成为天价。这是爱家族帝国如命的堤义明竭尽全力要避免的，为此不惜造假进监狱。
这是一个中国人不可思议的动机：他不需要借高市盈率来膨胀自己的资产，他的目标是缩水，压低对自己资产的估值，以保全经由自己发扬光大的帝国资产之传承。这里没有唐万里等的蚕食弱势群体的贪婪，也没有周正毅等外强中干的虚张声势，有的只是“从人之性，顺人之情”的原始冲动。一生用尽心机提防着阴谋，最后却偏偏在习以为常的、自作聪明的套路中折戟。真正惧怕的东西在双重人格的窜换中莫名其妙地降临了。
双重人格的炼狱
堤义明同所有日本男人一样一直受着双重人格的打磨。他们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负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偏狭自私而又有牺牲精神，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死不认账而又崇尚报恩于万一，等等。
作为私生子他能够继承西武帝国，堤义明深知肩头上负有了压倒一切的义务：光大家族。为此，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甚或“共同世界”的利益。深得父亲真传的堤义明当然能够洞悉政商共生关系，善于把权力资源转换成家族资产。他经营的太子饭店集团，一直是各地政界人士聚会的热门场所。这是堤义明所以能够在日本商业上洞察先机的一个独特背景。为了获得长野奥运会主办权，堤义明给奥运会博物馆捐款1亿美元。这是国际奥委会有史以来受到的最大的单笔捐款，因此堤义明与萨马兰奇的名字永久性的刻在奥运博物馆。而商人堤义明也最终成为长野冬奥会的最大受益者。据悉，长野冬奥会日本方面开支150亿美元。长野到东京的快速列车耗资65亿美元，高速公路69亿美元。高速列车和高速公路沿线，有很多堤义明的滑雪场和高尔夫球球场以及商业中心。长野获得冬奥会的主办权，等于让日本纳税者为他和他的集团承办奥运工程获利开辟了道路。
堤义明向来经营的媒体形象是务实、低调、严谨、节俭、博爱，几十年过着简单的家庭生活。两个人的考评可以看出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位置。松下幸之助曾赞誉：“堤义明君是集创业与守业于一身的第二代，他身上所特有的帝王素质，如果是在古代，他就是中国唐太宗那样的盛世明君！是中兴之祖！”盛田昭夫也曾说：“当今日本年轻的企业家中，没有多少人可以像堤义明那样有胆识，有才华，有决断力。”他还曾感叹：“既生瑜，何生亮，我的最大不幸，就是我与堤义明生于同代。”
美丽的外壳底下却是堤义明无缘由的恐惧、疯狂的焦虑、无对象的苦恼和狭隘的自私，堤义明正在紧锣密鼓地运作股票私下交易。在作假被披露以后，许多绯闻跟着曝光。他的男女关系从偶像明星、美女秘书、酒店公关、艺妓到奥运选手都有。一位年约30出头的美女秘书为了大把金钱，还跳出来在周刊上爆料，据说她进西武工作的第3年就开始用嘴来服侍70岁的堤义明在公司内“入浴”，她工作时那样出色以至于月薪达6000万日元。堤义明把“大伪”留给自己，“大实”则需部下一以贯之。
某种东西迷住了他
没有人了解真实的堤义明。他没有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父亲“不交朋友”的遗训一直拘押着他。他认可这句话，因为其中有某种东西迷住了他。
在习惯于长子嫡传的传统日本家族，他能够获得父亲的垂青，接掌门户，不异于一场政变。堤义明不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也不是元配所生，母亲生下他以后才荣升为小妾。堤义明从小就知道，因为他的存在，母亲才被父亲重视。每提及母亲，堤义明的心都会为之一颤。可是母亲在家里的地位却像婢女一样。为了保护母亲，他选择了牺牲自我情趣无条件服从父亲。总想只要有一点不合父亲的心意，他和母亲就会被抛弃。
与堤义明的恭顺相对照的是，长子堤清，不满父亲的家庭观念，公开显现真性情；而次子堤清二也深受西方影响，对于父亲做生意时那种手段很不以为然，与父亲不是很和睦。于是，父亲堤康次郎很早就选定他为接班人，把一生的体验与所学，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小儿子。父亲堤康次郎是典型的政商，当过众议院议长。父亲说的每一个字，堤义明都认真揣摩细心领会。作为继承人，他很早就得悉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人。没有什么人是可信的，没有什么人会从你的利益出发给你恰当的建议，任何建议后面都有独特的利益。每一个建议、每一个句子都是一个欲望的隐蔽所。一旦对他人形成了依赖，就会被无情地算计。因此要学会忍耐孤独，更要慎独。堤义明可以不爱他的父亲，但是绝对严格执行父亲的遗训。父亲告诫他十年不要盲目买进新地产，他就在父亲去世的十年内没有动作。每年元旦都要带领家族到父亲的坟前朗读父亲的《遗训》，40年如一日。
其实，天空和监狱高墙，理想和镣铐，决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对立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的受限制的视野，没有推崇备至的理想或真理，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或可比监狱得镣铐结的更牢固。
堤义明正是被父亲的遗训置于这样的无期徒刑境地了。他只能是孤独的，连逮捕时都是孤独的。他甚至没有一个日本成功商人必然拥有“大番头”的协助。所谓“大番头”，相当于中国旧社会的大掌柜，西方社会的领班或总管，甚或现代社会的CEO。堤义明的父亲有个“大番头”中岛忠三郎，当过法官、外交官，后来在西武集团当董事兼法律顾问，遂成了最佳“番头”。而堤义明年轻得志，后来变得西武只有他一个人思考他才放心。身边多的是唯唯诺诺和阿谀逢迎之辈，少有敢于展示自己才智的，当然也就没有一个智囊兼执行长的掌柜了。诺大的一个商业帝国，竟然靠一个人在支撑。在为主人牺牲为荣的日本，出了事情，诺大的西武集团，竟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替他顶罪，足见其冷冰冰的悲凉。家族的使命和义务在堤义明那里高于一切，甚至不惜破坏“共同世界”的规则与秩序，他的哲学并没有帮助他走上宽阔的大道，而是越走越陷入了死胡同。
堤义明的商战哲学和成功智慧
在经营管理上，不用怀疑堤义明的成功和非凡的智慧。或许受着多种命运考验的人，最容易成为哲学家，堤义明也无疑是商人中的哲人。老江湖的父亲堤康次郎和洞明世事的中国先哲荀子，双重的智慧把堤义明武装起来，他把人类最朴素的生活哲学活用于西武帝国带点灰色的商业实践中，形成了影响一个时代的商业智慧。“做企业是细节”，“做企业是长跑”，“做企业是积累”，“不用聪明人”等一系列哲学概括，已经获得许多中外企业家的共鸣，也早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行动和文字中了。他的理论跟杰克·韦尔奇那种试图完成一种体系的努力不同，而与亨利·福特与山姆·沃尔顿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致力于把独特的体验格言化，像一道刺破混沌黑暗的光，常常能给有阅历的人警醒。经营理论一旦游离独特的体验，堕入塑造体系的文人游戏中，也就失去了穿透力。
l “不用聪明人”。一个新员工能很快上手工作，反应敏锐，举止得体，在一般公司可能会因此而快速提升。而在西武，这种人却绝不会被安置在重要的岗位上。堤义明固执地认为，少数“聪明人”头一年表现出色，第二年起就开始动脑筋偷懒，倒是起初成绩平平的人，一旦进入角色，便能坚持长久地埋头苦干；公司职员一般从事的是重复性的工作，较少创造性；那些才华横溢、喜欢挑战、不安于现状的人是不适合在公司里干的。故此，西武虽有大量的建筑业务，需要一流的设计人才，但总是以高报酬临时聘用，而从未将他们网罗致门下。堤义明阅人无数，从不相信第一印象和迷信自己的判断力，而是相信时间的公断力。太多欲望的陷阱迫使再自负的老板也开始对堤义明的哲学另眼相看。“看人看三年”，“企业需要马拉松运动员”等名句，早已经为众多公司所效法。
l “感恩与奉献”。一般大公司都会热衷于在一流大学网络最优秀的人才，西武集团却不这样。在堤义明看来，毕业于名牌大学的职员，假如提升他当课长，他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少有感恩之情；要是当不上，则会牢骚满腹，或者看到同学在其它公司当上了课长而迁怒于本企业；而“出身较低”的人往往能较踏实地投入工作。如果让高中毕业生或者三流大学毕业的人做课长，被提拔者便会由衷地感到高兴，更加恪守职责。堤义明特别看重激发每一个西武人的“感恩与奉献”之心。“感恩和奉献”，是堤义明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西武社旨，用以教化员工对顾客、公司和主人的特殊之恩。在日本，受了某人的恩，就对某人负有了义务，“负恩”是一种极大的耻辱。这种教化近来已经成为中外大公司内部驯化的时尚主题。
l 做企业是积累。一般大公司老板，怕关键位置上的高层管理人员，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便于贯彻统一的意志，经常做岗位轮换。有些或因在地域公司表现优秀而荣升总部高官。可是在西武，调动本身可以视为失职。堤义明很清醒，做企业需要有形和无形多方面的积累；一项工作如果不做上20年，就不会成为真正的行家。如果管理人员对分配给予的工作忠心耿耿，知难亦进，就绝不会轻易地调动他的工作。西武体系的酒店和高尔夫球场的经理，多半在同一职位上持续待了10年、15年。而一旦被调回总社，更不是飞黄腾达的迹象，身价反而下降。“做企业是积累”的概念近来更被推广到广泛的领域，许多著名公司花重金强化自己前瞻性的研究和开发，意图凭借长期积累占领市场的制高点。
l 做企业就是细节。一般公司会强调公司的职责分明，各司其职。而在西武系高档酒店和会所，如果看见有人正在扫地，在用手和眼巡检卫生，在点头向客人鞠躬，那人往往不是所长，就是经理。不深入第一线的高管，不对一线管理保持密切关注的经理，不掌握一线动态的当家人，在堤义明那里就是不合格的经理，就会被弃置不用。大老板只有对一线的细节分外在行并且乐意参与，才会有公司正常的秩序和效率。堤义明的这个理论，后来被杰克·韦尔奇发展为“深潜”理论。经营大师们，总能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与一线员工的亲近与交流，这样不但能催生好多鲜活的创造，而且会形成强大的压力，迫使中高层管理人员更多深入实际，涤荡官僚习气，从而保持团队的竞争力。
l 人性在家庭关系的细根末梢呈现。一般公司有建立家庭氛围的冲动，却不屑于化精力梳理员工的家庭关系。堤义明则把高层管理者的家庭关系当作一个重要筹码。每当要提升一个职员出任高级经理的时候，他必定先见见这个人的夫人。如果把一个经理晋升为公司董事，就得连家里的孩子都得叫来见一见。他认为一个不能让父母双亲、妻子儿女感到安心满足的人是不可能承担企业的重托的。在一个人家庭关系的细根末梢，发现那不容易闪现的人性，是堤义明的独到功夫。当年盛田昭夫为开辟美国市场，为了适应美国商业高层的家庭聚会交往形式，便把夫人和孩子们一起带到了美国帮他梳理美国的人脉。
堤义明（YOSHIAKI TSUTSUMI）
（ 责任编辑：李淑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