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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将开发研究所转移到印度，耐克首次公开700家海外制造厂。德国农场主热衷于到东南欧招工；知名服装、化妆品品牌生产线在各国落地……与此同时，大型跨国公司对外国员工的苛刻待遇也渐渐浮出水面，比如耐克近日首次承认该公司的部分南亚贴牌制造厂，上班时间甚至不允许当地员工喝水或上厕所。“世界工厂”与“世界商场”，两字之差，待遇却判若云泥。
贴牌最大的利润，是来自品牌无形资产赋予的定价特权与低廉成本之间的巨大落差。比如一双东莞厂区生产的鞋，贴上耐克的标牌与贴上国产一般品牌的标牌，价位相差不会是几倍，而是几十几百倍。转移产品开发研究所与跨国招工，运用的原理无非一个。
贴牌本身不是一种剥削，因为资金雄厚程度、市场化程度以及理念不如跨国竞争者的本土行业，在一段时间内通过贴牌接收先进经验、熟悉陌生市场、锻炼本土人才，确实应该支付一种知识产权的“学费”。然而以贴牌的巨额利润巩固自身实力，却不肯放弃相对微不足道的下游收益，来对贴牌制造厂的当地履行社会责任，就是一种罪恶了。
中国正以低廉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但不是“世界商场”。所谓工厂，占据的是一个商品一生中价值的基础，同时是利润的最下游。对于逐利而生的资本，底层是压榨而不是尊重的对象。商场则正好相反，占据的是一个商品价值的中转站，一个利润能否实现的要害关口，因而是资本必须谄媚、努力抓紧的对象。一个明显的悖论是，对于任何大型公司，向力量分散而不足道的员工道歉，是可以轻易做出却通常回避的；而向被激怒的顾客道歉，是不能轻易做出却通常无法回避的。
低廉的劳动力是一种竞争优势，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被各国，尤其是南亚、非洲各国越来越频繁地运用，这种优势的利润正在被摊薄、削弱，而品牌的价值却是持续不变甚至稳定增值的。当我们学习的速度赶不上变化的速度，交学费就不再是一种为长远发展做出的理性投资，而是被强加的枷锁了。
突破困局的根本办法可能只有一个：转型，从“世界工厂”转为“世界商场”，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本土的品牌即使整体实力输人一筹，如果能在某个局部层面、小型市场营造绝对优势，也可以有不输于国际品牌的话语权与决定权。欧洲的一些高档奢侈品商家正用这一招打击大规模批量生产的美国巨人，从爱马仕到瑞士几大名表，小规模的作坊式产业，隐隐搅动着现有商业格局下的潮流。中国呢？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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